□叶慧莲
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剧作家，通过一部发人深省的戏剧《代价》，将普通人推向戏剧的主角，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来反映社会现实，以“家庭”为切入点而与“社会”交融。
《代价》在百老汇的舞台上，就以轻喜剧的方式抚慰着人们沉重而不安的心灵。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阿瑟·米勒：“不同于其他社会化、现实性的剧作家，他更相信自由意志。”
它的整个调性幽闭却又紧凑，一个场景把整个剧情收纳其中，四个演员把全场观众的情绪紧紧抓住，观众整体流露出的审慎与反思，以及间或因舞台幽默引发的会心一笑，都随着节奏不断引发共鸣与反思。话剧《代价》的舞台表现力至少实现了以下三重收益。
首先是人性至上。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小人物也影响大时代。《代价》探讨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个破产普通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以及野心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损失。哥哥沃尔特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代表，虚伪、冷漠、自私，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抛弃年迈破产的父亲和弟弟，仅用每月五块钱和少得可怜的电话，来维系其与家庭的联系。而弟弟维克托为了抚慰父亲破产且失去伴侣的心灵创伤，选择中断学业，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左右。
剧情围绕一屋旧家具的变卖而展开，兄弟、父子、夫妻、买卖双方的冲突无处不在，将虚无与存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演绎得淋漓尽致。回想起我曾在基层工作过长达十年的时光，亲身经历了在推进城乡建设过程中，群众面对拆迁从法理、情感与利益面前的种种选择和最终的和解。这一刻，人性的光辉、温暖以及与之背道而驰的另一面，都突破了国界与文化的差异，在利益面前得以充分释放。
其次是时代价值。阿瑟·米勒的《代价》于 1968 年在百老汇首演，即引起轰动和反思。时至今日，在中国南京，观众与剧情的呼吸、情绪以及情感互动，再次验证了这部经典的艺术张力。对经典戏剧在中国舞台的表达，观演双方都需要对戏剧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作基本的了解，以加深背景对戏剧中呈现的主题、人物和情境的影响力。
为了完成这次艺术重构，北京人艺的何冰老师自我挑战，将经典搬上中国舞台并领衔完成二次创作，何尝不是一种对舞台艺术的选择。对于主题和基调的把握，该剧重点探讨了家庭动态、遗憾、责任等主题，基调忧郁而内省，着重通过悬在空中的旧床、紧靠在破楼梯的旧桌椅、旧沙发、衣柜等旧物件铺陈开来。整个场景灰暗得似乎让人想起刚刚远去的枪声，布满墙角的蛛网，以及似乎一推开门就会扑面而来的灰尘。
这个场景的设计，为舞台艺术的张力作了铺垫。每一个老物件都是追溯过往美好生活的载体，也是对战后经济萧条的有力抨击，并且作为最佳介质，以倒叙和转移视角，让作品得到了延伸，使那些陈年往事和死去的人，在观众心中重新复活起来。
第三是情节推动。四个主要角色维克托、沃尔特、所罗门、埃丝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动机，长达两个小时的对话将兄弟情感纠葛、夫妻矛盾以及淘金老商人梦想的破碎，栩栩如生地传达了角色赋予的情感。作为导演，何冰老师对舞台的驾驭可谓收放自如，艺术张力不仅体现在戏剧人物语言和对话的使用上，也体现在对灯光、布景、音乐、服装使用的吝惜慎用上。
一盏台灯、一把竖琴、一柄花剑、一条红色的晚礼服裙子，也被设定了特定的故事和灵魂。埃丝特的粉红色大衣和白裙子，在人性的颓废和挣扎中散发出温暖、柔和以及感性的气息。忽明忽暗的灯光设计，和一部儿时兄弟成长的影片片段，恰如其分地增强了戏剧的气氛和情感传达，支持了整个故事的讲述。前后数次响起的钟声，以及这栋摇摇欲坠的破楼外偶尔呼啸而过的火车、汽车和摩托车的声响，告诉你，这不是一间孤独的屋子和一段家族的故事，而是一个美国底层社会的窗口或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