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对《逍遥游》的修正
□卧红轩
《庄子·逍遥游》写大鹏扶摇而上至九万里的高空，然后飞向南海，一刻也不停歇。蜩与学鸠嘲笑道：何必这么累自己呢？你看我们，飞行时碰到榆树或檀树之类，便会停下来歇歇脚，有时飞不上去，回到地上便是了。庄子慨叹：“此小大之辨（区别）也”。
又说，到郊野去，带上三餐，回来的时候，肚子还饱饱的哩；到百里外的地方，带上过一宿的粮食，也就可以了；到千里外的地方，则要带上三个月的粮食。“之（这）二虫又何知！”
脸上写满了不屑。
更判曰：“小知（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而这，同他的齐物论是相反的。
《齐物论》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下没有比秋天鸟兽新生的毫毛的末端更大的了，而泰山才是小的哩；没有比死于襁褓中的婴儿更长寿的了，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才是短寿的哩。
既如此，又何所谓“小大之辨”，“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于是有郭象之修正：“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大鹏和蜩与学鸠虽然大小不同，但只要各自由着自己的本性去做，皆可入于逍遥之境。蜩和学鸠与大鹏又有什么高下之别呢？
实欲弥合庄子之矛盾也。
事实也是，二虫之错，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大鹏，而不知大鹏也只是如他们一样，适性而已。反过来，如果我们用大鹏的尺子去衡量二虫，岂不又犯了和二虫同样的错误？
郭象的解说，在《庄子》的其他篇章中，也是可以找到内援的。《骈母》：“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真正的道德，一定不会违背他们的本性。如果你因为野鸭的腿短，把它接长，或因为鹤的腿长，把它截短，它们都不会快乐的。
所谓“不失性命之情”，和郭象所说的“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是同一个意思。
故而，只有郭象的“适性”论，才是契合“齐物”之精神的。它体现了一种“众生平等”的情怀，给了那些微小的生命以尊重，以慰藉，以鼓舞。否则，二虫成天只想着去攀比大鹏，还有日子过吗？
再从理论上说，适性也未必消极，因为适性已包含尽性，尽性就是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自己的潜能。蜩与学鸠永远不会成为大鹏，这是命中注定的。但如果他们具备了大鹏的精神，把自己的潜能释放出来，便与大鹏实现了齐一。只是这已是一种进取的姿态，与庄子消极意义上的“逍遥”大异其趣了。
其实，将“大鹏”崇高化，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庄子的本意，一方面肯定大鹏摆脱了水的拘囿，但又指出大鹏仍“有待”于风，而且要“积之厚”，否则“负大翼也无力”。因此，在“有待”这一点上，大鹏与蜩和学鸠又无分别了。庄子真正推崇的，是那些“无待”之人。所谓“无待”，就是要从你所依恃同时也为它所束缚的物事中挣脱出来。如果孔子说的是“无欲则刚”（孔子原文为“枨也欲，焉得刚”，后林则徐凝缩为“无欲则刚”），庄子说的则是“无待则自由”。然而，作为自然中的人和社会中的人，谁又能无待？能够做到的，不过是心灵的自由。既然是心灵的自由，便与能力大小无关。事实上，二虫的话，如果忽略其批评大鹏的内容，不正是一种基于自性的逍遥观吗？
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笑敢先生说，他曾经问过他的学生喜欢哪一种逍遥，出乎刘先生的意料，很多学生都喜欢郭象的逍遥。这也是对用大鹏的尺子来衡量所有人的一种反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