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的“现代性”萌芽
□王干
现代性伴随现代一词产生，现代一词来源英文modern，最早在中国被翻译成“摩登”，原义为现代的、新近的、时兴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早就有了摩登一词，源于佛经《楞严经》。不论当时翻译modern用的是音译，还是借用了佛经的已有词语，都证明摩登是一个外来词。
摩登一词在民国时期火起来，与卓别林的一部电影《Modern Times》有关，这部电影被翻译为《摩登时代》。电影的传播力渐渐让摩登一词成为口语，但摩登一词随着社会的变化，原有的现代的含义慢慢被时髦、时兴所代替，尤其是摩登女郎一词出现之后，摩登已经不是原有的中性词，反而有些贬义的意味。
如果说现代（modern）和摩登一词可以互译的话，那么“现代性”（modernity）绝对不可以被翻译为“摩登性”，因为“现代性”在现当代中国被赋予了先进、进步、文明、民主、自由、科学、现代化、全球化等诸多涵义，加之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开放性空间与“摩登”的固化和狭小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性和现代化在中国是具有同等重要的概念，实现中国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理想，而且是精神意义上的凤凰涅槃。
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中对现代性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它是现在，也是未来，同时还是过去。也就是说，现代性不是到了现代才有的思想资源，更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资本主义思想。现代性作为与中世纪的对立物，几百年来人们进行了非常艰辛的探索。资本主义思想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我们就会发现泰州学派体现出来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性的萌芽。现代性内涵丰富，边沿模糊，但现代性的三大支柱却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性框架，一是认定人是万物之灵长，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二是承认世俗生活的价值，承认人的欲望，反对神教至上。三是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让个人依附、淹没在群体之中，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个性解放”。
对照这三条基本原则，我们发现泰州学派具备这些现代性的萌芽。
一、人是“天地万物之本”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对黑暗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和反抗，是哲学上最早的人的觉醒，引发了后来的人文主义思潮。泰州学派的最大意义在于对平民、对普通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升。王艮说:“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天”在传统文化中是至高无上的，但王艮认为只是“末”不是“本”，而人的“身”才是本。个人不仅表现为自身的主宰，而且构成了天地万物所以存在的根据。基于以上看法，泰州学派进一步提出了以天地万物依于己的结论:“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决定世界的命运。
对自我力量的认同，反对人依附于神，正是现代性话语最有力量的部分，也是现代性能够取代中世纪的思想武器。这一点上，泰州学派与现代性不谋而合。泰州学派提出了“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重要理念，命在旧的价值思想体系中被赋予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泰州学派强调个体的“造命”能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扼住命运的咽喉”，是贝多芬的一句名言，“自做主张，自裁自化”（《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也是“造命”的一种方式。泰州学派把个体意志提高到与“天”抗衡的位置，是对“人”的无限肯定，也是对个体意志的最高推崇。
二、对“圣人”的去魅和日常生活的“圣化”
“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即学”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精华。它首先为“道”去魅，“道”和“德”是中国古代圣贤孜孜以求的两大理想。“德”多半用于个人的修为和人格塑造，而“道”则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的建立。求道是古代士人的梦想，但道不仅仅是帝王之学，也是百姓日用。泰州学派则对“道”的神秘性去魅，将“日用”作为”道”的内涵，体现了在当时非常难得的民本思想。一是让百姓成为道的主体，道的主人，是以民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观。二是让“日用”成为道的内容，是对世俗生活的肯定，也是以往的“道”的一种反拨，同时是对文人士子“道”的象牙塔的一次颠覆。
这一思想也体现在泰州学派成员的广泛性上。和以往的书院和学派的成员构成不一样，泰州学派的成员不仅仅有读书人，也有社会下层人士，还有非读书的普通百姓，像农民、渔樵、更夫、盐工、匠人这些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和学士们一起问道，一起探讨，泰州学派的构成主体主要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如此平民化的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思想。当时泰州学派书院门庭若市，也是明证。
与此同时，泰州学派的平等思想还体现在对圣人的去魅化。据说有一次，王阳明问王艮，你在街上看到了什么？王艮说：满街人都是圣人。这成为泰州学派广为流传的金句。街上的人都是平头百姓，三教九流，芸芸众生，在王艮眼里，却是“圣人”。他所说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这与“百姓日用即道”异曲同工，都源于对百姓和日用的尊重，也是对“圣人”神秘外衣的剥离。或者反过来说，圣人也是普通的街上人，“圣”与人之间没有鸿沟，而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知行合一。这种平等的思想后来在他的学生李贽那里发展到极致，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
中世纪的神学鄙视世俗生活，主张禁欲主义，反对百姓享乐，而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性则张扬人的生命主体，尊重百姓的生存需求，反对苦行僧式的伪善，认为人的幸福“即道”。泰州学派与此不谋而合。
三、注重生命个体的价值
一般来说，儒家学说强调群体的作用大于个体，社会的价值大于个人。个人应该遵从集体的逻辑，应该将自我融合到天下的大业中去。所谓的“存天理，去人欲”其实是牺牲或忽视个人的生命诉求，以成就圣人的“天理”。泰州学派虽然发端于儒家的心学，但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态度，与传统儒学分道扬镳，在个人与天下的大小、主客、先后的关系上，泰州学派力主个体的主观性、个人的主动性和自我的优先性。
泰州学派对个体之“身”，个体生命极为重视，提出了“保身”的生命理念观念：泰州学派领袖王心斋提出，“知保身，则必爱身如宝”（《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爱身”就是热爱生命，热爱自己的生命，要“如宝”一样，是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泰州学派也主张先“安身”，王艮说，“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淮南格物说》）这与后来顾炎武提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启蒙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四、结语
泰州学派呈现出了现代性的萌芽，但由于泰州学派自身源于传统儒学的弘扬与阐释，始终在儒学的内部循环，在强调人自身的重要性时，往往又归结到“人君”之治。李贽有很多关于女性解放的激进论点，但评点《西游记》时，又将女性视为祸水，视为毒蜘蛛。泰州学派前后矛盾，相互争辩、分化，说明泰州学派不能超越历史的限制、文化的限制，但他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精神，对后来的现代性思想具有开创启迪的作用。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实是升级版的马克思主义版“百姓实用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