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刘熙载与
《艺概》
□孙建国 钱成
与在清代有关文艺批评的论著中，《艺概》是颇受后人推重的一种。清泰州兴化人刘熙载著。共六卷。内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文概》，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艺概》收在同治年间所刻的《古桐书屋六种》中。另有民国十六年（1927）北京富晋书社铅印本、197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词曲概》论曲部分曾收入《新曲苑》，改题《曲概》。1959年，以《古桐书屋六种》同治刻本为底本，将《词曲概》论曲部分收人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集，题为《艺概》。书中论述了曲与诗、文、词、赋的传统关系，评论曲文音韵。刘氏将《太和正音谱》对元曲的品评，分为清深、豪旷、婉丽三品，为后世曲家论曲时所重视或引述。
《艺概》的作者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左春坊左中允等官职。晚年辞官，到上海龙门书院讲学十余年。刘熙载是经学家，但他学问广博，不仅通晓经学，而且对子史百家、天文算术、文字声韵、诗词曲赋等等也颇有研究，尤其擅长的是文艺批评。《艺概》一书，就是刘氏谈文说艺的精华荟萃。
《艺概》为什么用“概”字来作为书名？刘熙载说：“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原来他平时讨论文艺，就“好言其概”，以《艺概》为名，就是为了突出他治学的特色。从《艺概》的内容看，确实也只有用“概”字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全书的特色。所谓“概”，包括两重含义，即梗概和概括。刘氏以高度概括的语言，精辟独到的见解，抓住文学的梗概，即历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和作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广泛的评论。各“概”中又包括探溯历史源流、分析作家作品、阐述艺术表现形式和写作特点等内容。其中《经义概》是对封建科举文章的评论，与文学艺术关系不大。其他五个部分，都是有关文艺的专论。
其卷四《词曲概》是关于词曲的专论，以十分概括的语言，讨论了词和曲的内容形式和历史渊源，认为词、曲本是一家，“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敬曲理未明，词亦恐难独善矣。”说得非常精辟。
《艺概》的文艺批评观点，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强调文艺作品要反映作家的志向、品德和真实的思想感情。这是刘氏批评文艺的最重要的原则。评价作品的好坏，首先取决于作家思想品质的高下。《艺概》所说的“诗品出于人品”、“论词莫先于品”、“赋尚才不如尚品”等等，都极力强调人品对文艺作品的决定作用。刘氏还认为，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必须真实、深刻，如果无关痛痒，不抒胸臆，那么尽管文辞富艳精工，也不是好的作品。因此，他强调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诗概》）刘熙载运用以上的原则，评价中国古代文学，说出了不少前人所未道及的观点，颇为精湛深刻。
二、主张文学作品要在继承古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独创精神。《诗概》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有古即继承前人传统，有我即发挥独创精神，二者是辩证的关系。但刘氏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独创精神。关于书法他曾经作了一首书诀：“古人之书不学可，但要书中有个我；我之本色若不高，脱尽凡胎方证果。不惟书也。”在书法艺术中，最重要的是发挥独创性。不仅书法如此，其他艺术也是如此。重视文学艺术的独创性是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传统观点，例如《文心雕龙》的《体性》《风骨》等篇，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以及其它一些文艺批评专著都有不少论述。但刘氏能把独创与继承结合起来，既把它们看做是一对矛盾，又认为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文艺作品既有继承又有独创，二者完美地化合，才能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而发挥独创性又是艺术的生命，继承古代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独创性。谈到继承，刘氏坚决反对形式上的沿袭。他认为“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如果“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因此，文学作品“切忌拾古人牙慧”（《词曲概》），必须从本质上学习古代优秀传统，才是真正的继承。他举例说：“屈子之《骚》，不沾沾求似《风》《雅》，故能得《风》《雅》之精”（《赋概》）。而扬雄的《太玄》《法言》，正是因为摹拟《易经》和《论语》而作，所以“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文概》）。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仍有一定的启发。
三、提倡实事求是，因寄所托的艺术方法。《赋概》说：“实事求是，因寄所托，一切文字不外此两种。”文学作品的艺术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艺概》中也论述了不少各具特点的艺术方法，但刘氏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因寄所托。
实事求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刘氏说：“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词曲概》）。“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绘实死灰耳”（《诗概》）。借色，是人工雕饰的美。真色，是客观事物本质的美。文学作品如果只有借色，而不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尽管辞藻华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二是对客观事物即创作对象，必须有深刻入微的了解。刘氏强调“事莫贵于真知”（《词曲概》），所谓真知，就是“言此事必深知此事”（《文概》），只有在穷尽事理的基础上，才能够创作出“确凿不可磨灭”（《文概》）的作品。
因寄所托，就是通过客观事物，寄托主观感情。刘氏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赋概》）。物色，即客观事物；生意，即主观感情。二者必须互相交融才能产生好作品。因寄所托还要求“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赋概》），达到“言有尽而音意无穷”（《词曲概》）的艺术境界。
以上是《艺概》中的精华。但是，因为刘熙载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经学家，所以他的文艺批评也不免渗透着浓厚的经学气味。他认为六经是“文之范围”，文学作品只有达到经书的程度才是最高境界，这就有所偏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