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歌深处
——刘春龙《故乡渔事》读札
□周卫彬
《故乡渔事》凡156篇，篇篇释“渔”，且无重复，如此规模的渔事写作，仅就题材的出奇而言，已然是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孤诣。从最初的兴之所至到田野调查，从知识考古到审美的渗透，无论是对一时一地渔猎体验的深入掘进，还是对里下河文化精神的接续，乃至对当下农耕文明的沉思，读来字字皆是珍贵的心、沉郁的力。尽管写“渔”并非刘春龙独特的发明，但仿佛是某种神谕的召唤，唯有他以日复一日虔诚的日课方式，使之铺展为当代文学的一方独特风景，亦了却埋藏心头多年的精神夙愿。
篦篈、罾、闸箔、鱼槽、钓筒……这些渔猎文明的符号，如果它们曾是水乡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器物，紧贴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那么如何让这些记忆中的谱系，重新跃出当下的湖面，并且迁移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情境中，是刘春龙渔事写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我以为，这些渔事散文首先是指向当下的，“渔事”在刘春龙写作中，它的美学形象从来不是脆弱的，不是为了拥抱乡愁而成为“刻奇”（kitsch）的产物，也不是刚烈的批判，它的美学品质在不干不濡的水土之间，不在讽喻而在记录，不在奚落而在填补，不在象征而在还原，显得不卑不亢。无论是那些几近消失的渔猎工具，抑或捕钓技术，皆是芜杂的现代文明之下遥远而平行的回声，在马歇尔·伯曼看来，这种声音“与自我发现和自我嘲弄产生了共鸣，与自我快乐和自我怀疑产生了共鸣”，当它们被刘春龙以散文的形式赋形为诗化的物象，我们获得了生命深处的共情，比如它们是苦中作乐的游戏，是艰辛的生计，是风景，是馈赠，也是羁绊。
尽管刘春龙考证了种种“渔事”的来由，但一旦进入到“渔事”本身，偏重的则是日常的瞬间化与影像化，许多的铺叙只为收网的那一刻。正是这种始终如一的在场性，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渔人的生活。从19岁成为乡镇渔技员开始，可以说，刘春龙从未离开过“渔事”的场域。毫无疑问，在渔事写作中，他偏爱“实”甚于“虚”，偏爱“观察”甚于“记忆”，偏爱“凝视”甚于“想象”。“渔人把船头当作支点，猛地把抄网一扳，咬子的鲤鱼落网了，有两条三条甚至更多。那一刻，鲤鱼们意犹未尽，懵懵懂懂，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抄把》）“春夜的湖水还有些冷，可他顾不得了，因为罩里的动静告诉他，那鱼罩着了，满心的欢喜，也就驱散了湖水的凉意。儿子抓着罩沿，趴在罩上，也像捉鱼，可够不着。”在这样的凝视中，渔事让我们具有了活得比生命更漫长的可能，正是拉网、下笼、扳大罾、推塘耙……这些或提或捞、或扒或抄、或捣或抛的瞬间，激发了我们对渔猎与生存的无尽想象，而家庭生活的场景，更是一幕幕流动的邀请，正是因为对这些短暂性场景的熟稔与勾画，才让渔事的空间悄然砌入了时间的砖块。
是的，倘若捕钓是渔人的工作，那么，只有当渔事与家庭生活、私人空间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形成列斐伏尔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完整的结构”或在这个条件下的整体性，“这个条件”旨在强调整体性具有历史的、变化的、暂时的特征。刘春龙写渔事却从未止于渔事，而是始终在营造一种整体的氛围，譬如水生植物，菱、藕、莲蓬，比如编织渔具各种材料，以及编织的私人场景，“男人用长长的篾条在女人胸前比画着，女人则举起拳头，佯装要打。男人夸张地避让着，不知说了句什么，女人嗔着，脸竟微微地红了。”（《花篮》）这些熟悉、亲近的部分，因其私人性，而平添了无穷的想象。即便是一个不谙水乡的人读到这些文字，也会感到某种干净、优美的思无邪之感。当然，刘春龙深知这样的日常生活，已经渐行渐远甚至消失殆尽，但是，藉由刘春龙的凝视，时间仿佛停滞了，渔人们在水荡中前行，“剐草累了，筢鱼解乏，回家以鱼佐酒”，这是经过悠长岁月而培养出的文化形态，已然成为里下河精神的一部分，仿佛只需一场大雨便能重生，每每读至此处，总令人遥生“今夕是何年”的恍惚。
尽管刘春龙叙写了一个略显封闭的整体，但是渔人绝非孤独的“逸民”，刘春龙有意远离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浪漫想象，更多地以一个渔人眼光看待渔人的世界，深深的同情和敬意自觉不自觉地流淌于笔端。用他自己的话说，“既要‘进得去’，深入到渔人的内心，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又要‘出得来’，以审美者的角度，抒发自己独特的感受。”刘春龙并不有意回避意外和欲望，仿佛水乡的世界只有回忆和安宁，他只是不想一厢情愿地“成人伦，助教化”，而总是一再回到那一个个充满烟火气息的渔事现场，甚至于书中的每个渔民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那一个，只是他们不仅是那些相似部分的客观写照，也是浮生的镜像。《铲网》中捕鱼的那对相依相靠的小兄妹，少年老成的他们仿佛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却又似乎在倔强地反抗什么，静默中有种隐忍的力量。
回望这些与渔事相关的劳作，固然辛苦，譬如《张小钩》中，那些因为长期盘腿弯腰挽钩而造成的“蟛蟛腿”和微驼的背，让人有沉重之感，当刘春龙在摹画那些劳作“肌理”的时候，大抵落笔于其动作、神态、技艺等方面，每每有文人的恻隐之心，但他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一种外人的视角，“渔人好像挺知足，平平淡淡过日子，并没有特别的欲望”，这是作家的直觉，却无比清晰地反衬出水乡世界在渔人心底的印痕：子不“渔”安知“渔”之乐？这在现代意义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劳作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生产活动，内心生活不再被视为目的，那么人便是摩登时代的工具，劳作就可能会走向心灵的反面。刘春龙以现实经历和经验作为旁证，排除了某种苦中作乐的臆测，渔人世世代代活在水乡的世界里，他们没有角色的主次之分，也没有自然界的伦理之分，他们的心灵与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统一体，众生一期一会，彼此成全。由此观之，黝黯的田埂，夕阳下的碎光，男女和孩童不同的欢情怨态，既是刘春龙的私人日志，同时也是一种生存的真实与内在精神的通透，或许刘春龙已然清晰地告诉我们：劳作本身便是心灵的图像。《文心雕龙》中说“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当事物存在的模样被轻轻剔出，渔猎的精神，便在那波光云影的深处。
在当代文学中，作家对乡土的审视大多是从生存的因素出发，风景被拆解为隐喻，而在刘春龙的笔下，“渔事”保留了乡土写作中的诗性角色，它不是抽象的景观，也不是记忆中优美的片段，而是里下河历史的一隅，乃至人性一隅的投射。我们或可发现，在这些“渔事散文”的写作中，刘春龙一方面侧重“日常性”“原生态”与“风景本身”，甚至保留了一些生活中细小的冗杂场景，尽量避免隐喻的出现，另一方面，他以深广的生活体验、高度的审美自觉，将“渔事”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诗性空间。这样的诗性既存在于《跳白》中文人的想象，也存在于《篦篈》中那粗大脚板上弥布的“老茧和划痕”，伤感因此建立于对存在的理解之上，是施宾格勒所谓的“命运的脉息被因果关系的理解所代替”，而“不是作为物质的族系。”由此，刘春龙的“渔事散文”获得了地方性写作之外的品质，一种从地方性出发而指向茫茫人世的品质。
固然，这些“渔事散文”着眼于里下河的风土人情，以“渔事”作为表现的对象，诸如与捕鱼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工具以及各种奇门异巧，读来啧啧有味，但它绝非利奥塔所言的“以相同的品位来集体分享乡愁的缅怀”，而是有种内在的辽阔和宽厚，是记忆、人性与诗性三者的合体。也许，渔事本无分南北，但于里下河而言，究竟不同，或许这是比较容易得到证实的，而萦回于心的是嫁接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上的“灵”与“美”。如此孜孜矻矻的书写，仿佛应和了作家生命中的天性，并从中获得一种深层的慰藉，那些掩藏在现实之下的部分，由此化作明亮而纯粹的渔光曲，并赋予它以轻为重的质感。如果我们把“渔事”当作一种风景来考察，那么它呈现出更多是清透的底色，是值得沉吟的片段，清晰的、喧闹的、烟火气的，而非感伤的精神乌托邦，因为“渔事”并不是都市化和机械化压力之下的解毒剂，也不是聊以自慰的狭隘情结，而是向记忆深处明亮的地方追溯，既有对渔民生活的理解之同情，又有捕钓本身的苦与乐、坚守与诀别，它们相互交织，塑造出这漫溢着泥土味、鱼腥味与浸染着里下河人灵魂色彩的156个词汇。
尽管刘春龙采用的是古老的守株待兔的写作方式，以“渔”为“株”，但不限于“株”“渔”，只是，当乡村景致在都市物欲的泛滥中变异的时候，他重新回到了写作的原点，那是古典精神的邀约，也是水流云在、生生不息的信念。
图片/李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