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更加诗化
——汪曾祺研究的几点想法
□赵京育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汪曾祺以“新来的老作家”的身份，捡起中断了近30年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自清新脱俗的《受戒》开始，贡献出来一批风格独特、极富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在他逝世之后的26年里，人们阅读汪曾祺的热情没有减少，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出版量远远大于他生前，成了名副其实的“畅销书”“长销书”；他成了既能持久地赢得年轻读者，也能持久赢得文学圈以外读者的作家。这就是文坛瞩目的“汪曾祺现象”。
1980年后，汪曾祺三次回高邮，作为他的外甥，每次我都安排时间回家陪伴，陪大舅喝酒吃饭，陪大舅参加活动，与大舅聊天，与大舅谈文学，对大舅其人其文有了深刻的了解。因此，对于当下如何阅读汪曾祺，如何研究汪曾祺，自然就有了一些想法。
很多读者阅读汪曾祺十分投入。有的说，“他爱花草，爱吃，爱看杂书，爱看戏，爱画，爱写，还能唱曲……什么都忍不住要摸一摸，试一试，一个性情中人，一切自然而然如行云流水，来则来，去则去，随遇而安。他的文章灵动不粘滞，不是剑拔弩张，而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有‘雅谈清玩’的意味。”有人称他是“中国最懂事的老头儿”，说他“吃出了胸怀，喝出了豪情，玩出了童心，乐出了境界，活成了随性、自然、通透的一生。”还有的说，“汪曾祺的文学就像是一只若即若离的小猫爪子，一遍又一遍挠过你酥痒难耐的内心。若觉生活不要玩，劝君读读汪曾祺。”更有人这样说，“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次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什么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意由她。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概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这是一批资深的、可爱的“汪迷”，如此阅读汪曾祺无可厚非。但是，汪曾祺真是这个样子？他的忧郁，谁看到？他的压抑和愤怒，谁看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大舅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的小说都是有感而发的”。围绕这一话题。我与大舅有过一次长谈，我说：新时期你发表的第一个作品是《骑兵列传》，小说的素材是你四下内蒙古积累起来的。你在小说结尾写道：“但愿这些老同志平平安安的……”这篇小说就是因此有感而发的吧！大舅回答是“当然”。我又说，接下来看到你写的《黄油烙饼》，怎么想得起来写那么一个小说的？好像是一件不起眼的往事。大舅一脸严肃，正经地说道：“这可不是不起眼的小事。作家嘛，有责任把那段历史还原出来。我不是随便写的，真的是有感而发。”我又问：“你写《岁寒三友》，是不是有感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薄了？”大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人情淡薄了，礼义相交，患难相恤，还有很多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在逐步丧失。”我接着问：“你写《天鹅之死》……”，还没等我问完，大舅就接过了话头：“偷猎天鹅那样的事情，实在愚昧，实在丑陋，知道的人没有不愤慨的。《天鹅之死》我是含着眼泪写出来的！”我进一步问：“《受戒》按你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一定酝酿了很长时间。《大淖记事》呢？”大舅创作的《大淖记事》鞭挞了刘号长那样的坏人，却带读者认识了大淖，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不久，大舅写了《钓人的孩子》（包括《钓人的孩子》《捡金子》《航空奖券》三篇），记的仍然是陈年往事，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要问我这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是‘人与金钱’，是‘货币使人变成魔鬼’。”这显然是那个特定时期的有感而发。稍后，在《北京晚报》上读到《虐猫》，大吃一惊。一篇七百多字的小小说，叙说了四个小学生在特殊年代虐猫的恶作剧。这是对戗害儿童心灵的控诉，是对人性回归的呼唤，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的愤慨和泪水，当然，还有希望。林斤澜先生说：“单单一个猫的故事，思索了六七年。”终于，感性迸发了，思索变成了文字。还是林斤澜先生了解大舅，林斤澜先生说：“他们不了解这位七十的汪老，有时激动起来，会像十七八那样冲刺。当然是在言语上，也当然特别是酒后。”“他也确有提刀四顾、破口叫阵的时候。”
所以，在阅读汪曾祺时，对汪曾祺其人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以偏概全；对汪曾祺的作品，既不能低估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能低估其思想上的高度。
前几年在北京，和汪朗说到这一想法，汪朗说：“北京有人指出，现在有人把汪曾祺鸡汤化了。”汪朗拿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生活，是很好玩的》，一本是《慢煮生活》，汪朗对我说：“这两本就是鸡汤，你拿去看看。”我与汪朗相视一笑，无奈地摇了摇头。
众所周知，大舅汪曾祺的小说，相当一部分是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写的是本乡本土的事。于是有一部分读者，特别是高邮本地的读者，热衷于考证小说人物的原型。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汪曾祺的作品，其初衷是好的，但是，这种做法有必要吗？有意义吗？有效果吗？
《菰蒲深处》是大舅自己编选的一本小说集，其中所选作品写的都是高邮的人和事，大舅在自序里深情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乡。”关于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大舅就在自序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的是有原型的。但是小说是小说，不是史传。我的儿子曾随我姐姐到过一次高邮，我写的《异秉》中的王二的儿子见到他，跟他说‘你爸爸写我爸爸的事，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可以这样说。他的熏烧摊子兴旺发达，他爱听说书……这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他说的‘异秉’——大小解分清，是我亲身所闻——这是造不出来的。但是真实度达到百分之八十，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徙》里的高先生实有其人，我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改，因为小说里写到他门上的一副嵌字格的对联。这副对联是真的。我们小学校的校歌也确是那样。但高先生后来一直教中学，并没有回到小学教书。小说提到的谈甓渔，姓是我的祖父的岳父的姓，名是我一个作诗的远房舅舅的别号。陈小手有那么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的事是我的继母告诉我的，但陈小手并未被联军团长一枪打死。《受戒》所写的荸荠庵是有的，仁山、仁海、仁渡是有的（他们的法名是我给他们另取的），他们打牌、杀猪都是有的，唯独小和尚明海却没有。大英子、小英子是有的。大英子还在我家带过我的弟弟。没有小和尚，则小英子和明海的恋爱，当然是我编出来的。小和尚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是我自己初恋的感情。世界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把一块现成的、完完整整的生活搬到纸上，就成了一篇小说。从眼中所见的生活到表现到纸上的生活，总是要变样的。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哪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就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顾虑，有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们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
关于《皮凤三楦房子》，高邮人都知道，高大头确有其人，某领导违章建房被举报确有其事，但如果对号入座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高大头本人对有些情况有异议，一直耿耿于怀，写了几封信给大舅。大舅在一封家信中特别关照：“高大头给我来了几封信，我没有回。如果有人问起那篇小说，你们解释一下：很多事是虚构，不要当作完全真有其事，这是小说，不是报道。”
关于《鉴赏家》，小说中的人物季匋民的原型是近代画家王陶民，高邮人称“王家四太爷。”还有人考证出卖水果的小贩叶三的原型叫陈宝贵。季匋民和叶三之间的那些事，则都是虚构的了。大舅跟我们谈论《鉴赏家》时，谈到季匋民画紫藤的这一情节：“叶三说‘紫藤里有风’，这哪是叶三说得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我到老舍先生家，他刚得到齐白石的一幅紫藤，特地挂起来让我欣赏，我在小说里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几句对话也是当时我和老舍先生说的话。”至于“小老鼠上灯台”“红花莲子白花藕”，也是来自齐白石的轶闻。我还对大舅说：“你还把我们家的事写进了小说。”大舅反问：“哪有？”我说：你在小说里介绍叶三卖果子的经历，笔锋一转，说叶三卖了三十多年果子，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人了，然后用了近500字，介绍了叶三两个儿子“学布店”的情况。叶三哪有这样的儿子，你这分明写的是我大伯和我父亲。大舅就说：“你看出来了？”说完又狡黠地笑了起来。
现在考证这些，并无必要。更何况，有些当事人早已作古，有些当事人的后代也都年事已高，他们提供的一些情况并不一定可靠。前不久，有文章写了对戴车匠后人的采访记录，其中提到解放以后，我外公曾经营过酱油，后来又卖过香油，家里有很多油篓子；大运河拓宽时，见到我外公为了完成街道下派的任务，吃力地抬着砖头，狼狈不堪。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最大的可能是戴车匠的后人记忆有误，张冠李戴了。
其实，鲁迅先生说过：“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这一点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常识了。
从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就一直是文学界的热门话题。有人用“出土文物”“老树新花”比喻汪曾祺的复出。有人称他为“风俗画作家”。后来，“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热了起来，又有人把他说成乡土作家和寻根文学的代表。有人依据《寂寞和温暖》《黄油烙饼》《八月骄阳》《虐猫》等作品，把他归入伤痕文学。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北京，不少小说，比如《安乐居》，京味特浓，又把他称为“京味作家”。当然，还有人把它称为“前卫”小说家。大舅去世后，又有人给他贴上了“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标签。
大舅在高邮时，我曾当面问过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如何定位的，大舅回答说：“曾经有一个法国记者采访我，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当时回答：‘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这样的回答可能不能令人满意。我是个什么作家，连我自己也糊涂了。”大舅接着分析了对他的各种议论，认为“不能因为小说中写了风俗，就是风俗化小说”。大舅也不承认自己的作品是“乡土小说”。关于“前卫”，大舅认为，相当于“新潮”，大舅承认年轻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后来改变了写法，主张“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所以并不认为是前卫作家或新潮作家。大舅最后说：有人把我算作京派作家，这倒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原来以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们无共同特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出版，读了前言，才对京派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从此，大舅便承认是萧乾之后京派中更为年轻的作家，接受了“最后的京派”或“京派最后一个传人”的定位。
汪曾祺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个作家，似乎已得到了公认，专家们对此有大量的论述，而且还有像方星霞的《京派的承传与超越》、孙郁的《闲话汪曾祺》这样的专著。但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首先对京派本身的认识。长期以来，“京派”与“左联”的对峙关系被夸大，京派经常以左翼文学的对立面的面貌出现，某些京派作家一直受到漠视和打击，被视作右翼文人。这一历史的误会，就需要来清理和认识。有些现象很有意思。比如早年的何其芳，曾以散文和诗歌创作成为京派作家中年轻的一员，1938年何其芳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两年以后，还有人追着对他进行批判，对他的《画梦录》进行严厉的阶级评判，认为是“旧精灵的企图复活，旧美学新起的挣扎，新文学的本质的一种反动。”又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小说和散文立足于文坛的作家芦焚，曾以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京派作家，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就选了他的三篇小说。因为王任叔曾写文章声称“我们的芦焚先生是得过《大公报》文艺奖金的”，因而把他归入京派，并把他大骂一通，于是他愤然把笔名改为“师陀”，晚年标榜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京派的”，千方百计与“京派”切割，对于大捧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最为引起轰动的，当然还是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一开始便声称“今天是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然后用“红黄蓝白黑”作为标志，将沈从文列为桃红色的代表，将朱光潜列为蓝色的代表，将萧乾列为黑色的代表，加以声讨和批判，实际上已经将“京派”划为“反人民反革命势力”的阵营，这种观点影响十分深远。在这场对“京派”的围剿中，汪曾祺也未能逃脱干系。1949年初，《小说月刊》发表署名适夷的文章《1948年小说鸟瞰》，怒气冲冲指责“沈从文所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幻美倾向”，然后具体点名批评了汪曾祺的《鸡鸭名家》“发掘了民间特殊技人而加以美化”，“以一种幻美的迷力”，“蒙蔽了人们面对现实的眼睛。”这种批评无疑是对汪曾祺的一种打击。如果说沈从文因受“左派”的围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改行去研究文物，汪曾祺解放以后中断了十多年的小说创作，也不难从中找出原因。大舅去世后，邓友梅回忆称汪曾祺是他“新中国成立后结识最早的朋友”，汪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子弟，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是挂点阴影，被认为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说得很含蓄，意思是明确的，从中也可窥见汪曾祺在解放初期的处境。由此可见，对京派所受到的不公正的评价，不加以清理和辨正，就不可能客观认识京派，也就不可能对汪曾祺有全面的认识。这种清理和辨正，其实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京派”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延伸中的必然。20世纪70年代，旅美中国学者陈世骧发表了《论中国抒情传统》，指出欧洲的文学传统是史诗的和戏剧的传统，而“中国文学的菁华无他，就是抒情传统”，认为只要回顾中国古典文学的流变，就会理解从《诗经》《楚辞》以来，抒情一直是文学想象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即使是明清小说和戏剧，也难以自外于这一传统。陈先生的言论对海外学界带来了深远影响。目前国内学者也开始认识到，诗骚传统使中国作家先天性的倾向于“抒情诗”的小说。引诗骚入小说，强调情调和意境，强调即兴和抒情，必然大大降低情节在小说整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在“五四”以后的写作群体中，最值得注意的、公认受抒情传统决定性影响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北京形成的，以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等为主的京派。汪曾祺的名言“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有台湾学者甚至断言“新文学运动以来，汪曾祺堪称极少数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写作中国小说的小说家。”可见，在中国抒情传统这个更大的参照系中研究汪曾祺，是很有意义的。
在汪曾祺的研究中，有人思考：他何以从20世纪40年代一跃而跨入80年代？有评论家注意到，汪曾祺在两个时代的创作虽然处理的是大体相似的题材，但从文学观念到艺术思维，从文体风格到小说技法，表现了相当的异质性。20世纪40年代创作承继的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向中找到根据；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小说《受戒》再度出山的汪曾祺，却让当时的文坛普遍感到陌生，这种陌生说明了汪曾祺在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性和边缘性。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先锋意义再次被提出，而提出者恰恰主要是当年那批先锋作家，他们认为“汪曾祺是先锋文学第一人”，“汪曾祺是当代先锋写作的一面镜子。”有的论者据此认为汪曾祺完成了对京派的超越。看来，这一方面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