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板桥诗词的评价
板桥生前，他的师友对他诗词的评价是“词好于诗”，而板桥自称“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词钞·自序》），意思是他的诗格调与陆游相似，还达不到他所推崇的杜甫“诗绝千古”的水平。不过，如果就板桥诗的内容而言，则有很多与杜甫诗相近之处，他是在认真实践着自己的创作主张。由于板桥经历的清代康、雍、乾三世，他的诗词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民的心声，他所关心的是国计民生、民情国运，具有杜诗“诗史”的特色。他的诗不仅反映那个时代人民的痛苦与欢乐，揭露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残害人民，希望官员要关心人民的痛痒；而且鞭挞奢侈贪婪的富家豪门与凶残的封建宗法制度，揭露讽刺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为压迫者发出的血泪控诉，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三百篇之旨”，具有干预现实的讽喻精神。
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与追求也是板桥诗词的特色。
对前明汉族政权的怀念
对文化恐怖政策的愤懑
板桥笔下叹历代兴亡倏忽的咏史诗词数量颇多，这些咏史诗词的共同点是咏史的光圈都聚集于东南半壁河山，又以金陵为重点。金陵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及南唐的都城，明洪武元年又建都于此，南明福王也在这里称帝。板桥着意于在这一带大发思古之幽情，借以发泄自己对前明汉族政权的怀念、痛惜之情。
虽然同是荒淫的亡国之君，板桥对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对陈后主、隋炀帝，板桥认为他们做帝王本身就是历史的误会，不应责备（《南朝》）；对齐废帝、陈后主的淫乐，他也予辩解：“风流无罪，无荣无辱无咎。”（《念奴娇·莫愁湖》）然而他却不能容忍明弘光帝的“白昼金陵选唱”，似乎欠公允。为什么六朝亡国的“闲帐”“近日渔樵都忘”，而对弘光的淫乐误国连渔父都怨恨不已呢？为什么同是溺于淫乐的亡国之君，板桥要为齐废帝、陈后主、隋炀帝辩解，却苛责弘光呢？这只能从作者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明亡于清这件事耿耿于怀方面找答案。“江雨萧萧渐大，闷倚篷窗一个”（《江上》），板桥的痛斥弘光，也可使我们找到他内心为明亡痛惜的底蕴。
《道情十首》初稿完成于雍正七年，《念奴娇·金陵怀古十二首》写于雍正十年作者40岁时，板桥在文网森严的雍正时期咏史悼亡明之痛，正反映了当时汉族人民对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与文化恐怖政策的愤懑。在《历览三首》中，他用对前朝的斥责“英才多少受冤诬”，“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抨击了当时大量删改、销毁前人文史论著，大兴文字狱的文化恐怖政策。
对珍贵友情的赞美
对高尚品格与美德的褒扬
板桥诗词中，有大量怀念友人之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珍贵友谊的追忆与赞美之情。《七歌》中对陆种园老师及与王竹楼、顾桐峰“十载乡园共游憩”的情谊更是难以忘怀，含这方面内容的诗还有《怀舍弟墨》、《同起林上人重访仁公》、《怀程羽宸》、《怀李三鱓》等等。在《抚孤行》中赞扬了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抚育孤儿的孀妇，在《李氏小园》中赞扬了过着清贫生活的李氏慈母与孝子。对高尚品格与美德的赞美还大量存在于《题画》中。
梅、兰、竹、菊从宋代起就被称为“四君子”，板桥擅长画兰竹，在《题画》中，他不仅把兰竹作为君子来歌颂，而且还当作无畏的勇士来褒扬。
他有很多《题画》具体写了兰、竹君子的美德。72岁时于杏花楼画竹题云：“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题画联又云：“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处也无心。”赞扬了君子的节操与凌云壮志，因此他画竹要画其神“瘦劲孤高”，“豪气凌云”、“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有些题画诗如“洁疑无地种，芳不待人知”赞美的是洁净无比，芳而不媚俗的兰花，表现了作者对洁身自好美德的钦佩；他在给“孏石十哥弄璋之兆”的画中题云：“新竹高于老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赞美了前辈甘愿扶持后辈超过自己的“人梯”精神。“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丈不移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写三物与大君子为四美也。”赞扬了德行坚定、决不随俗浮沉的美德。
板桥笔下的兰竹还作为无畏的勇士来歌颂。“细细的叶、疏疏的节，雪压不垂，风吹不折”、“一二十片叶，三四两竿节，可以耐风霜，亦可欺冰雪”这是赞扬不畏风霜冰雪的威压、坚韧不屈的精神。“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一阵狂风倒卷来，竹枝翻回向天开。扫云扫雾真吾事，岂屑区区扫地埃！”这两首题画诗还赞扬了勇猛进击、斗争到底的精神，不仅要“扫地”，而且要“扫云扫雾”清除阴霾，涤荡乾坤；即使暂时遭挫，也要继续努力：“画根竹枝插块石，石比竹枝高一尺。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
板桥以兰竹自喻喻人，歌颂高风亮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美德和敢与邪恶斗争到底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可以想见，板桥所画兰竹题画诗文之所以一直为人们喜爱，不仅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浓烈的人情味，还因为这些作品赞扬了我们民族的高尚品格与美德。
从整体看，板桥诗词既有工笔细描，也有泼墨写意；既有抒发“性灵”之作，又有写景、记事、抒情、议论融贯于同一首之中、浑然成为一体之作。特别是诗中的议论不囿于前人之见，能从关键处落笔，有独到见解，发人深思。
板桥论诗重视风格，而他的诗词也自有风格。他的诗，风格接近陆游；而他的词，风格则随着年龄、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他年轻时学秦观、柳永，填词以婉约见长；中年学苏轼、辛弃疾，以豪放为主；老年学刘过、蒋捷，则于豪放中夹入感伤的成分。从整体看，他的诗词能于顿挫摇曳的流情感叹之中表现出雄沉、豪宕的气势，病在浅露之作较少。
板桥主张写诗要自写性情、养真气，在他的诗词中不乏抒真情之作。如“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偶然作》）强调“直摅血性”为写诗作文的关键。在诗词中，他怨天：“呜呼七歌兮浩纵横，青天万古终无情”（《七歌》）、恨天：“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沁园春·恨》），还要“掀天”：“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题画》）。而他的关心民漠及咏史、题画之作，也都有真意的自然流露。
“读书深”始能“养气足”，板桥十分重视读书养气，且“求精不求多”，特别是杜甫的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无不细读，而尤爱七古，盖其性之所嗜，偏重在此”。（《板桥自序》）板桥“读书善记”，“每读一书，必千百遍”，在“舟上、马上、被底”乃至饭桌上都能“记书默诵”，吸取前人之精华，因而能“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板桥自序》）
板桥重视诗歌的命题，“题高则诗高”。他的诗如《悍吏》《姑恶》《私刑恶》《逃荒行》《还家行》等等与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表现“一种忧国忧民”之情的诗题一样，都能居高临下，有“端人品、厉风教”（《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之效。当然，从整体看，这类诗题还不多，大多与陆游的《山居》《遣兴》相似，如《云》《闲居》《渔家》等等，究其原因也和陆游一样，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也是为了“免罗织”之故。因此尽管他崇敬杜甫，学杜诗，但他自认为“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为“二三知己屡诟病”而“自度后来亦未必能进”（《前刻诗序》），这是时代使之然，是时代之局限性。
板桥“诗书画”三绝，他书画方面的卓越成就一直为人们所激赏，而他在文学上的贡献，特别是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往往只局限于称赞他的诗歌能关心人民疾苦、具有民本思想等某些侧面，解放后出版的几本文学史上都没有提及郑板桥。在这一方面，板桥生前曾把自己的诗作与大同乡、前辈、泰州著名诗人吴嘉纪的《陋轩诗集》作过比较：
陋轩诗最善说穷苦，惜其山水不多，接交不广，华贵一无所有。所谓一家言，未可为天下才也。板桥诗如《七歌》，如《孤儿行》，如《姑恶》，如《逃荒行》、《还家行》，试取以与陋轩同读，或亦不甚相让；让他山水、禽鱼、城郭、宫室、人物之茂美，亦颇自铸伟词者。而又有长短句及家书，皆世所脍炙，待百年而论定，正不知鹿死谁手。（《板桥自序》）
吴嘉纪（1618—1684），比郑板桥大75岁，他的诗多反映人民的疾苦，富有民族感情与现实意义。在清代乾隆词臣沈德潜（1673—1769）所编《清诗别裁集》中曾收入吴嘉纪的诗19首，按入选数量在《清诗别裁集》中排名第十。沈德潜对其诗的评价很高：“陋轩诗以性情胜，不须典实而胸无渣滓，故语多真朴而越见空灵。”《清诗别裁集》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板桥殁于乾隆三十年。板桥《诗钞》刻于1742年为范县令时，他的《道情十首》刻于1743年，因而沈德潜理当都能看到，但在《清诗别裁集》中却一首未选。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板桥把自己的诗作与吴嘉纪的陋轩诗作比较，认为写穷苦之作二人不相上下，但他的诗内容比吴广泛，又有词作与家书，当时已为人们所欣赏，因而对百年后人们的论定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