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母亲在84岁那年中风过后，我的每一天都是在忧惧中度过的。我怕突然接到两个妹妹的电话，报告有关妈妈的不幸消息。5月6日凌晨，我惧怕的电话终于来了。
2018年，医生在妈妈进行褥疮手术后断言，老人家的存活期为三到五个月。如今，妈妈已度过了艰难而宝贵的六年。我们全家所有人都在做着关于妈妈的美梦：六年都已一关一关的闯过，为什么不能向第七年第八年迈进呢。
妈妈的褥疮深及尾椎，是褥疮中最危险的。虽然手术比较理想，但从此以后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囿于床上。医生说，长期卧床最易肺栓塞，一旦栓塞，呼吸就停止了。因此，在白天里的每两个小时，两个妹妹要给妈妈翻一次身，夜里五个小时翻一次身。妈妈虽然卧床不起，只要她活着，全家人的日子就由妈妈作为掌舵人率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行走在快乐幸福的大路上。
妈妈一生开了四次刀。最后一次开的褥疮大刀，84岁的妈妈因为手术带来的剧痛，右脚后跟来来回回蹬踏手术床的金属挡板，把脚后跟磨得血肉模糊。幸运的是，妈妈的褥疮伤口愈合速度和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没有再感染化脓。但从此不能舒服坦然地仰面躺在床上睡觉，而是左右变换，侧身而卧。从2018年起，属于妈妈的天地就是床，再无大地和天空，再无蓝天白云，再无春风拂面和饭后行走阡陌小巷与人们友善的招呼。太阳和月亮倒是有的——小妹妹家里种满了繁花满院的月季，阳光和月光随地球自转从窗外照射到她的面颊和床上，扑扇着翅膀的蝴蝶偶尔光临妈妈朝南的房间。
妈妈褥疮手术出院回到小妹妹家中，号啕大哭。两个妹妹深感意外。后来一想，在身体硬朗的岁月，妈妈是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这个哭既是因为双腿从此不能行走，更是因为儿女从此将片刻不离身旁。她的哭是对拖累子女的愧疚和深感不安最朴素的表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和两个妹妹都还幼小。在冬季长江边的芦苇滩上，有强壮劳力的人家都去抢滩，通俗说就是抢割芦苇。因为芦滩的面积太大，生产队并不分配采割数量，而是任人采割，多割多得，少割少得，不割没得，而芦苇是砌房造屋、做粮囤、编芦席等生产和生活工具的好材料。每年的芦苇收割季，江滩上人影点点，金色的三角形苇垛一个紧挨着一个。爸爸在学校教书，妈妈刚从学校下放不久，她远不是一个合格的壮劳力。但她挥舞雪亮的镰刀，以一身豪气冲上江滩割芦柴。一个上午，只割个一小捆。芦苇纤长沉重，稍不留意就会被戳破手，从江滩挑回家里，又是艰难的路途。回到家，腹中空空，锅灶冷冷清清，妈妈饿得眼冒金星，便从水缸里舀来一瓢凉水咕咕咕喝下肚，以水充饥。妈妈的辛苦，我们年幼无知，更无能为力帮助妈妈，相反让妈妈牵肠挂肚，叫我们守着收割倒地的芦苇不要瞎跑。在我们眼前，一群群灰黑色的獾子打闹嬉戏，老老少少或敞开肚皮晒太阳，或颠着肥胖的身躯扭臀奔跑。见到人来了，便呼啦啦钻到潮湿的泥洞里。
家里煮饭用的柴草经常短缺，生产队分配的远不够用。妈妈领着我们到公社农具厂的锅炉旁捡拾尚余火力的炭灰。隔壁渔业大队的黄豆采收后，妈妈和我们兄妹三人趁着月光去耙拉豆秸叶子，被看青的人捉住，结果把满满两筐豆叶全部没收。
我从乡下中学调入县广播站后，采写的新闻稿件经常被省电台和新华日报的江苏快讯采用。妈妈和爸爸比吃了大鱼大肉还要高兴。后来，我调省城工作。妈妈对我提要求：你要每天打一个电话给我。我只要不出差，尽量满足妈妈的愿望。到省旅游局工作后，出国的机会多了。但只要听说我出国，妈妈是既高兴又担忧，她最不放心我坐飞机，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国外，一下飞机立即打电话告诉家里。我出国到冰岛、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一天不到目的地，她一天不睡觉，不停地问妹妹，你哥哥有电话回来了吗？
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去公社九中沟上河工。当年的我身体弱小，从未参加过重体力劳动，挑挑猪草是胜任的，细皮嫩肉挑河工绝对是苦力的干活。每天天没亮听着号声上早工，晚上天暗了才下工，肚子饿得瘪塌塌的，人像打了霜似的，肩膀又红又肿又疼，两腿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妈妈放心不下，带着零食到水利工地看望她的宝贝儿子。看到妈妈，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在西三义村庄，乡亲们给妈妈取了个绰号——样样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邻里矛盾、婚姻解约……都请她出面料理。村里的社员对她充分信任和依赖。家里的肥猪出栏，卖到公社食品站，也请妈妈出马。庄上有户人家的肥猪等级被食品站低估，扬州肉联厂宰杀后的猪肉多出了好几斤。食品站按售卖记录倒查生猪的卖家，返补了几块钱。这更提高了妈妈的威信。
妈妈对利益看得很淡。作为二十世纪三年困难时期的下放教师，国家后来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但妈妈的档案到教育局怎么也找不到，这就失去了补发的依据。妈妈说，我家儿女成才就是钱，而且比钱宝贵。在国家重拳反腐败的前夕，妈妈就反复告诫我，不是自己的钱不要拿，手脚干净与生命一样得宝贝。
惜别在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