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良好家教与师友的影响
郑板桥祖上世居苏州，明洪武年间始迁居泰州兴化城内北水关桥南的“汪头”。他生于书香门第，曾祖父郑新万，字长卿，庠生。祖父郑湜，字清之，儒官。父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秀才中的优秀生），品学兼优，家居授徒。母汪氏夫人，继母郝氏夫人。叔郑之标，字省庵，生子郑墨，字克己，号五桥，庠生。《郑板桥集》中的十六封家书都是他寄给堂弟郑墨的。
郑板桥，名燮，“燮”是协调治理的意思，出自《尚书·洪范》“燮友柔克”。给他取燮为名，寄托着他父亲梦想：希望他长大后能为官一方，化解社会各种矛盾，成为出色的管理人才。字是克柔，克是能的意思，克柔就是能柔，即要讲究管理艺术，能以柔克刚。
郑板桥父亲是秀才中的优等生，居家开私塾授徒，板桥从小就在父亲的学塾里读书、习字，诵读儒家经典。郑板桥曾说：“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为士先。教授生徒数百辈，皆成就。板桥幼随父学，无他师。”在父亲的教育与影响下，他深受孔子“仁者爱人”与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影响。他在给弟弟信中说：“吾弟读书，《四书》之上有《六经》，《六经》之下有左、史、庄、骚、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而已，只此数书，终身读不尽，终身受用不尽。”他认为“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要“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儒家的这些论述已成为他清廉爱民思想的认识基础。
与父亲交往的一批友人品德都很高尚，这对郑板桥影响很大。
雍正十一年（1733），郑板桥四十一岁，其父挚友朱子功八十二岁寿辰，当时他父亲在兴化东部海滨西团坐馆，常与朱子功交往，板桥从小就与其二子友善，朱家父子道德高尚、见识远大，使兴化乡风有所改变，对板桥的影响也非同一般，所以他特地撰文，写了“行书通屏”为八十二岁的朱子功祝寿。
而郑板桥的师友也都是正直磊落之人，他在《七歌》中说：“种园先生是吾师，竹楼、桐峰文字奇，十载乡园共游憩，壮心磊落无不为。”陆种园，名震，种园是他的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文苑》有传。陆种园“少负才气”“淡于名利”，虽然家里没有积蓄，却乐于助人，曾把自家祖上出使朝鲜留下的诗卷给友人“质金以偿”所欠“官钱”（抵押之钱用来还官债），诗卷丢失后，友人很惭愧，他却安慰对方。竹楼和桐峰是郑板桥的同窗好友，竹楼是王国栋的字，桐峰是顾于观的字，他们也刚正不挠、壮心磊落、正直无私、胸怀坦荡，有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师友的言行对板桥“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理想形成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这是他后来为官正直、廉洁为民的思想基础。
命运多舛淬炼贫不失志气节
郑板桥是康熙年间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二甲第88名进士。其家住在兴化城东南的城墙外侧郑家巷九号，起初仅茅屋两间。由此向东北约20米，有架在护城河上古木板桥一座，他以桥为号，“天下咸称郑板桥云”（《板桥自序》）。板桥妻徐氏，妾饶氏各生一子，皆早夭，后以郑墨子郑田为嗣。
用郑板桥自己的话说，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极贫，后亦稍稍富贵，富贵后亦稍稍贫。”（《板桥自序》）
“初极贫”，指郑板桥出生后至四十岁中举人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从四十岁中举人至五十岁做知县前，这十年时间他仅仅脱离贫困，是“稍稍富贵”的开始，以后十二年在范县、潍县任知县才是他“稍稍富贵”较为得意之时；板桥六十一岁辞官回乡，后来又去扬州卖画，往来于兴化、扬州之间。至七十三岁去世，他的“稍稍贫”阶段历时十三年。他从山东辞官再回扬州卖画，即名噪扬州。王公显贵、地方官绅、文人雅士乃至和尚、道士都以能得到板桥的一幅字画为荣，并且都“珍惜藏庋”（《板桥自叙》）。纵观板桥一生，以三十岁以前最为艰难。
郑板桥出生后，全家靠父亲做塾师维持生活。其四岁时，生母就去世，时常饥寒交迫。继母郝氏持家后，饥寒状况有所好转，但家中缺粮的事仍时有发生，他则因吃不饱饭而“伏地啼呼面垢污”（《七歌》）。十四岁时，继母去世，甚至他二十三岁结婚后，生活都很艰难。二十六岁时，他曾到真州（今仪征）江村当塾师，但收入微薄，加上灾荒，特别是他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后，生活难以为继。冬天，孩子们因没有棉被盖，又吃不饱而“啼号”，甚至以能吃到粥为满足（《哭犉儿五首》）。三十岁时，郑板桥父亲去世，他生活更艰难，变卖了父亲的遗留书籍后，一贫如洗，连灶下烧饭的薪柴都买不起。家里断了炊，门外却响起催债的敲门声。
为了全家生计，郑板桥不得不另谋生路，三十岁时离家去扬州卖字画。当时的扬州，经济繁荣，不仅官僚、盐商附庸风雅，一般市民也重视书画。“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在家里悬挂字画已成为当时扬州人的时尚，但因他初到扬州“无所知名”，收入很低，尽管他在扬州卖画持续十年光景，生活仍处于极贫之中。三十九岁时，妻子徐氏病故，他缺衣少食，在除夕前一日，写诗向兴化知县汪芳藻诉说自己的窘境，得到汪知县的资助，在第二年秋天考中举人，此后境遇才有所改善。儿时丧母、中年丧妻，四十岁前的极贫生活，使郑板桥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对社会底层贫苦百姓的艰难困苦有着深切的体会。
耳濡目染为官要清廉的乡风
北宋时期，范仲淹任兴化知县后，其所写《文会堂》中“君子不独乐”诗句影响深远，兴化是他先忧后乐思想的起源之地。因而，兴化士人读书做官有郑板桥所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胸襟，形成为官清廉爱民的乡风。
明代兴化有三位宰辅都是如此。
第一位高穀，虚岁十岁就中秀才，十五虚岁中举人，为官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为人办事不避权要，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官侍读学士时，因官服锦袍已破，赴公宴前就用布剪成花样图案遮补在锦袍破处，被同僚发现后戏谑为“高学士锦上添花”。他在朝廷任职四十多年，虽官至次辅（仅次于首辅），离任回乡后，家里住房仍是低檐矮屋，且地势低而潮湿，如同一般民居。
第二位是嘉靖朝状元首辅李春芳。他的前两任首辅，严嵩是大贪官，被抄家罢官；徐阶的儿子在家乡霸占土地，被法办。唯有他清廉奉公，告老还乡侍奉双亲，安享晚年。
第三位是崇祯朝次辅吴甡，首辅周延儒贪赃枉法被杀，他拒不同流合污。
再如宗臣，官至按察副使（负责全省司法刑狱的副长官），提督福建学政（相当于今教育厅长）。他办事清正，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到各县去考试，只吃蔬菜和糙米饭；选拔人才，百不失一；遇到贪官污吏，视如仇敌，一定要除掉才罢休。宗臣去世后，家人把他的棺柩用船运到南京，竟因运费不够，就先“藁葬”（草草埋葬）南京，三年后才归葬兴化城南百花洲上。
清代与郑板桥同时期为官的李鱓任山东临淄知县，任满一年考绩，列为优等，调往山东大县滕县任知县。他“为政清简，士民怀之”，因放赈救灾触犯权贵，“忤大吏罢归”。当时兴化的任陈晋考中进士后，因“不肯折节以应世”（不肯送礼请官员帮忙），等待了十二年，才任徽州府学教授（正七品，相当于教育局长），由于教授没有“养廉银”，徽州又“处万山中，地幽绝糈，俸外一无羡入。学旁有隙地，日课僮种菜以供口食”，他靠俸难以养家，就带领仆人种菜解决。
历来兴化士人在外地为官都以清廉为荣，郑板桥不仅受清廉乡风影响，还是其中的佼佼者，又影响了后人。
励精图治千里为官“鲁水清”
在范县、潍县为官十二年，郑板桥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清正廉洁的他，深受百姓爱戴。
郑板桥作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他不带妻妾上任，拒收礼贿，真正做到了清廉自守。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诗人、书画家，潍县有许多大商人想附庸风雅，想和他拉拢关系，千方百计想索取郑板桥书画作品，自然润笔之资一定也非常可观。
但郑板桥就是“不识富人抬举”。他说：“索我画偏不画！”为此，他还以竹子为题言明心志：“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这里“不开花”当指清廉自守、洁身自好，“免撩蜂与蝶”当指拒绝灰色收入，决不收受贿赂。这在当时的官场是难能可贵的。
乾隆十一年（1746），郑板桥调任潍县县令，当时潍县正遭遇持续五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岁歉，人相食”。许多富户权贵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与贪官污吏大肆渔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郑板桥以一县之令的身份带头“捐廉代输”，把自己的俸银捐献出来，当时郑板桥每月俸银四十五两，一年养廉银一千四百两，他带头捐钱三百六十贯，约相当于八个月的俸禄，帮助百姓缓解灾情带来的困难；同时，他采取“以工代赈”组织生产自救。“大兴建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郑板桥还带头自掏腰包，“捐修”城墙六十尺。
有一年，潍县大灾过后，省里要员们在趵突泉大宴宾客，席间有人提议要郑板桥以趵突泉为题赋诗。郑板桥看到这些发灾荒财的贪官，心中愤懑，吟道“原原本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诗中说趵突泉本是一汪清泉，可是流到海边却都变成了卤水，清浊不分，好坏不辨，旨在讽喻浑浊的官场，明明是清官也难辨别，暗批在座的大多是贪官污吏。“诗成，满座拂然，皆谓郑讪诽上台。”加之大灾当中，郑板桥不顾上司忌讳，上报灾情，开仓赈灾，“忤大吏”，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就在要以贪污罪名来处理他时，他“乞休归”。
十二年的仕途生涯，满腹才情的郑板桥只做过两任小小的县令。虽然披肝沥胆，励精图治，中丞考绩也特列“一等”，明确要保举他升任知府，但终究还是被迫辞官回乡。他做官前已认识慎郡王，如跑官、要官是可能升任的。原因在于他“难得糊涂”，不逢场拍马、送礼行贿，执着于竹君子节操与正直的清廉品性，绝不同流合污。只道是“千里为官鲁水清，万家忧乐总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