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改为“坚持”。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从“必须”到“坚持”，两字之变折射出我国继续力撑实体经济的明确态度。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而制造业则是实体经济的主要支撑，所以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
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面，主要产能位置居于“微笑曲线”中间部分。比如说，虽然全球玩具有80%以上在中国本土生产，但没有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芭比娃娃、乐高积木等都是国外的品牌。制造业由大而变为强，就必须争取从“微笑曲线”中间的位置上升到左右高端位置上。
金融危机没有打断全球化的进程，后疫情时代各个国家走向了封闭。表现为三个回归：主权回归，各国的国家力量和经济主权出现回归；国力回归，包括产业链分布，包括国家能力；企业回归，美日不惜一切代价鼓励企业回归本国。这种发展方向同二战后的世界发展模式显然是相悖的。
美日让企业回归的深刻动因有三方面：一是产业链高度依赖中国产生的极度不安全感；二是美日的国家战略使然；三是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击。
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比如日本，有七成企业人手不足，八成企业34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足。此外，日本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远高于中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了一组数据：比如，工人月工资，名古屋约2500美元，而上海仅674美元；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价格名古屋是203美元，而上海只有108～172美元。
美国的问题更突出，不仅配套设施缺乏，制造业人才缺口也十分严重。制造业需要工人素质达标，即“工业人口”，美国人口和人口素质维持不了那么大的工业体系，美国现在约有两千万制造业相关人员，而中国超过1.5亿人。
近代历史上有四次大的产业转移。第一次，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向日本、联邦德国转移；第二次，1960～1970年，由美国、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三次，1980～2000年，由美、日、德、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大陆转移；第四次，2008年开始，由美、日、德、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向东南亚转移。
制造业的转移原因普遍的说法是，高成本地区或国家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属于客观的发展规律。但是根据每次产业大转移的承接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结果，却又有不同。
东南亚国家虽有更低的劳动力和原料成本，但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链配置，以及发达的物流服务、高效的政府服务。比如越南，从北到南1600公里，只有一条铁路运输，没有高铁，物流基本上走海运，需要10-15天。想组装一台手机，很多零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各种海关物流，三个月内能开工就算快了。而且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工人文化素质不高，培训起来需要大量成本。
“成本”这个原因在二三十年前是关键原因，但现在关键是要有完整的供应体系。
为什么产业都往亚洲地区集中？一个产业80%的相关部件都在一个地方，剩下的20%如果不搬过来，可能很快就会被替换掉。企业是依赖上下游的，所以有“产业集群”的说法。
举一个泰州的事例。台湾纬创资通是世界上三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之一，2009年在泰州投资设立笔记本电脑生产加工项目，计划投资10亿美元，一期投资3亿美元。
纬创资通（泰州）项目为何落户泰州？台湾纬创资通负责人说，泰州是一座经济相当具有活力的新兴城市，功能配套已相当完整。但2年之后纬创公司又与重庆市签约，核心产业基地转移重庆。当时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称，重庆力争在三五年内建成全球最大、最具特色的笔记本电脑基地。事实上，重庆2014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纬创核心产业基地为何又转移重庆？纬创公司的解释是，一是台湾六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有五家落户重庆（供应体系）；二是大陆的快速发展，促使台企的销售开始转向西部 (市场)；三是重庆还有打通中国到欧洲的中欧班列——重庆直达德国杜伊斯堡(交通便捷)；四是因为重庆具有比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力方面的绝对优势（成本低）。
产能固然重要，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人买。在过去100年里，为什么列强一直在折腾打开中国，主要是中国有海一样的市场，不仅能生产，还能消费，而且这种消费还在爆发。
比如汽车巨头大众28%的利润在中国；苹果20%的利润在中国，中国的利润跟整个欧洲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天猫官方披露，去年10月31日晚8点，天猫“双11”火爆开售，苹果手机仅用时1秒，销售额即破10个亿。
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除了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外，还要有强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形成正向良性循环。中国有着14亿人口的庞大的消费市场，美日企业如果要撤离中国，就会失去这么大的消费市场，这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近两年确实有不少企业在撤走，但走掉的大多是低端制造业，科技领域的企业基本都还在中国市场发展，因为中国市场正在由劳动力密集型转向科技密集型。
商务部公布，202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326.8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折合1891.3亿美元，增长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6.1%，这足以证明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转型效果非常好。
那些因为技术、质量、品质、品种等不符合中国引资要求的企业和项目，退出中国市场，只不过是中国利用外资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淘汰内容，与“外资撤离”毫无关系。
其实这两年美欧日企业巨头一直加大在华投资。世界最大化工企业之一的巴斯夫（德国）在广东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厂，已于去年9月开始投入运营。德国大众宣布，将在中国投资168亿，研发自动驾驶。宝马集团宣布，将在长春和沈阳投资500亿人民币建厂。新加坡涂料制造商立邦位于镇江的新厂，将在今年建成投产。去年，全球涂料巨头PPG在华全资子公司PPG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三期项目计划竣工投产，该项目投资总额7500万美元。总部在日本的罗姆集团等跨国企业，也宣布将在中国投产。全球领先的石化公司英力士（瑞士）宣布，与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石化签署一系列协议，总价值为70亿美元。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由于多种原因，国内一些企业过度追求资本运营；一些虚拟行业的利润明显超过实体行业的利润，挤压了实体行业发展空间，由此带来了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对经济发展与安全带来隐患。对于广大企业来说，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就是要从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基本出发点，在发展实体经济中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委主任）
从“必须”到“坚持”
——两字之变突显实体经济再获力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