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的泰州“文青”
□陈社
一
1948年春，青年作家陈本肖（笔名高放）从上海回到家乡泰州（时称泰县）。他是抗战期间和李学淇、李学汾等一起离开已成沦陷区的泰州的——因为李氏兄弟思想“左倾”被人盯上，那人又掌握到他们的思想倾向是受了陈本肖的影响，事情发展到那人有向日、汪告密的可能。于是逃离家乡，奔赴进步文化名人云集的重庆。抗战胜利后又一起回到内地。这期间，陈本肖一边谋生一边写作，用手中的笔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政权抗争。他曾先后与四位中共地下党员结为知己，成为一个受党直接影响的“文青”（文艺青年）。
陈本肖与地下党员高介子相识于1947年春节。韩连康、叶肯林向高介子介绍了陈本肖的情况，高介子已知这位同乡在胡风主编的《希望》上发表过作品，有意结识，遂请二位引见。两人一见如故、相约通信。高介子在一封信里回忆：“我和本肖大约一月通一次信，通信都不长。因为我当时的身份，也因为本肖抗战时在后方参加进步报刊编辑工作所积累的政治经验。我们彼此很理解，并不需许多话语，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学上的共同爱好。本肖当时比我成熟。他比我年长几岁。但在信中，他对蒋介石反动政权使用的语言之尖锐以及毫不妥协的战斗态度，和他那文静的形象很不协调。使我至今依然印象十分强烈。他的信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渴望战斗的心情，但也为健康所苦。我认为，他是一个诅咒旧世界，渴望它早日毁灭，期待着新世界早日诞生的严肃而热情的战斗者，一位以文学为武器的战士……此后，我服从地下工作原则，基本不写信，不写日记，不照相。我们当时都是热烈而充满自信的、不拿工资的职业革命者。但记得仍和本肖通信，次数很少，内容也更隐晦了，为的是怕被敌人查到。尽管我估计本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仍然引为知己，我们是可以称为同志的。”
一年后，陈本肖回到泰州，原因是“养病”，但他并没有闲着。
二
一些在大浦小学开展歌咏活动的进步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他们推荐进步书籍，和他们一起讨论，引导他们理解文学、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了一个“读书会”。
时为大浦小学教师的刘尊华在《往事难忘》中写道：“我们先后从他那里借阅的中外文学名著不下数十本。如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鲁迅的杂文和《祝福》、巴金的《家》《春》《秋》《新生》《灭亡》、茅盾的《子夜》《苏联见闻录》、郭沫若的《罪恶的都市》……对艾青的诗集《火把》我们尤为喜爱。微雨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学作品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这期间我们到陈本肖家碰头的次数多了起来，开始只有陈本肖、李安琪、王丽娟和我，后来发展增加了徐印心、戴冰。他明确提出要通过读书、歌咏等活动，团结进步青年教师，争取中间力量。还委托李安琪两次去解放区向时任中共泰兴县委副书记的李维（李安琪的哥哥、陈本肖的同学）报告情况、了解形势和任务。”
时为泰州中学师范部学生的戴冰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都追求进步，本肖的言谈恰好适合了我们的向往。此后我便经常往他家跑。有时和刘尊华、王丽娟、徐印心等同学及李安琪一起去，有时我一个人去。本肖家住三步桥，我住东时家巷，几步之遥。他住在两间通联的小厢房内，屋子里尽是书刊，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他画的山水画，另一面墙上挂着一把京胡。看得出他家的经济状况不佳，但这满屋的书香又是一般家庭所没有的。起初去他家都是借书还书，我对巴金、赵树理、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许多名家名著的阅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本肖一般不主动谈他自己，但我们每次去还书时他都要求我们谈谈读后感，然后分析讲解给我们听，使我们感到很有帮助，从而阅读更有兴趣，思考逐步深入。那段时期，本肖的周围聚集了不少进步青年，我们的话题也逐渐更多地由文学转向了政治，谈时局、谈战事、谈解放区……到本肖家来的人一拨一拨的，有不少与我们互相不认识，本肖也不介绍我们互相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凡是他乐于接待的人都是同道，而他始终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核心。他曾告诉我，他的同班同学中就有李维、李进等人都早已参加了革命，如果不是病的阻碍，他也会像他们那样的。每次说及，他都是满脸的羡慕之情。到1949年初，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泰州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我们几乎天天聚集到本肖家中，分析敌我形势，研究斗争策略，为迎接泰州解放做准备。本肖那段时间总是喜形于色，身体状况也好了许多，我常看他伏案阅读托人从解放区带过来的书籍报刊，用笔勾勾划划，并摘录到稿纸和本子上，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三
他指导、帮助省立泰州中学的进步学生创办文艺刊物，给同学们讲解一份刊物的构成、运行等基本知识，以及对付当局及三青团的策略，还帮他们审阅稿件，成了同学们的主心骨。
这段历史，时为省泰中高二学生的郭瑞年（诗人，曾任安徽省滁县地区文联主席）写过三篇文章予以追忆。兹摘几节：
“在您的领导与支持下，我们决定创办一个文艺刊物。您建议刊名《星原》，取毛泽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涵义，我们一听，拍手叫好。经过短暂的筹备，《星原》连续出刊三期，为民主呼吁，为自由呐喊，刊物代表百姓发出反抗专制独裁，迎接光明时代的吼声，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对此，先生，您十分高兴。此时，先生，您的身体健康不佳，肺结核还未治愈。但仍抽出时间，帮我们阅读清样，改正错误。看到内容隽永文笔犀利的文稿，您连声夸赞，激励了我们写作、编辑的信心和勇气。后来学校训育主任知道了《星原》出刊的事情，找到我和桂裕祥训斥。三青团分子也想接管《星原》。先生，在您的呵护下，我们巧妙地与对手周旋。”（《缅怀我的老师陈本肖》）
“《星原》是32开本，在泰州歌舞巷头的美捷印刷所印刷。编辑委员有三人，即桂裕祥、李宁和我。主要作者还有滕维诰（凤章）、顾宗淑（古平）等人。本肖先生对我们写作、编辑工作帮助很大。他借给我们《文艺复兴》《中国作家》等进步文艺刊物，供我们学习借鉴。他自己发表的小说《美式配备》《蒙古马》等，我们也都借阅过。《星原》为不定期刊，每期印数不多，除少量赠阅外，多数都请泰州的各家书店代销。如新泰书店、大同书局、九经堂书店，还有紫藤花架附近的一家书店（名字已忘了）都曾代销过。也在泰中和各中学散发。”（《我们在高中时办<星原>》）
“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泰州的新文学作者对本肖先生都很敬仰和尊敬，一是因为他是抗战后从大后方重庆回到家乡的青年作家，已有许多佳作在《文艺复兴》《希望》《文艺生活》等著名文艺刊物上发表。二是因为他是省泰中的语文和政治教师，培养了一批思想进步、爱好文艺的夭桃艳李。本肖先生思想先进，学识渊博，现在著名的作家凤章，著名的新华社记者古平和扬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宁等人和我，都是陈先生的崇拜者，在中学时代都曾向先生求教。他向我们宣传革命真理，指导文艺创作，使我们如沐春风。在我们走向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上，他确实是我们的引路人。”（《读<陈本肖文存>》）
后来，《星原》的成员中，桂裕祥、滕维诰、李宁以及陈本培等人，经陈本肖介绍去了盐城解放区的华中大学，不久又随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多年后，凤章先生和我谈起了他们的这段经历，说他已经构思了一部题为《船》的长篇小说，写的就是他们从泰州乘着一条小船，历尽艰辛奔向解放区的情景，其中描述了这条船上几位战友往后几十年的坎坷命运。他说：这部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的原型就是本肖先生，他是我们《星原》的引路人，也是我们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四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密切交往，阅读革命书刊，交流斗争经验，分析形势、研究策略。这些同志中有叶肯林、戚瑜、韩连康、李学汾等，多数是在外地读书的回泰大学生，有的是刚从敌人监狱保释出来的“政治犯”，有的是被学校开除的学生运动骨干。他还通过戚瑜与被国民党通缉而回乡潜伏的地下党员储天锡取得了联系。
叶肯林（后名林冈）在《追忆》中写道：“我和本肖曾一度在高中时同学，我们两家住处相距很近，课后回家的路上常结伴同行。他知道我也喜欢文艺，就主动推荐我选读鲁迅的著作，借给我鲁迅的《呐喊》《彷徨》等杂文集，还向我介绍鲁迅先生是新文艺战线的一员主将和他奋斗的一生。以后又介绍我阅读茅盾和巴金的小说。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一些文艺作品。这样，我们之间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他经常写一些诗歌和小说，我便是他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我阅读后，他总是面带笑容来听取我的反应。初次相识，觉得他有一股傲气，但与他相处日久，便觉得他待人热情、诚恳，思想敏锐，观察与分析问题比较深刻，意志坚强。我总感到他具有一种不凡的气质——那就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我曾和本肖谈起要去解放区。他对我说：‘目前泰州城内的反动派已苟延残喘，穷途末路。我解放大军很快就要开入泰州城，我们一起为迎接人民解放军、迎接泰州城的解放，做一些宣传工作吧。’并为我介绍认识戚瑜同志，告知戚瑜同志已和地下党储天锡同志取得联系。”
戚瑜在《蓄涌在心海的情潮》中写道：“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频繁接触，亲密交往。开初，只是相互交换阅读一些革命文艺书籍，他介绍给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我也给他带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记得有一次，他从一本《群众》杂志（党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1947年国共谈判决裂后，移至香港发行）的字里行间获悉解放军在平津、淮海等几个大战役中的辉煌战果，便高兴得连声赞赏：‘打得好，打得好，好呀！’一腔欢愉之情顷刻溢于言表。可是当看到下文中载有国民党反动派在几个大城市残暴地屠杀革命群众的报道时，他竟又在突然间立起身来，猛地一拳敲在桌面上，忿忿地连呼：“刽子手，残暴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在陈本肖联系的同志中，他经历得比较多，年龄也最大（1948年26岁，叶肯林次之），其他同志多为20岁上下，他们作为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业已成为充满激情的革命战士。
五
1949年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逐步进逼泰县县城。20日凌晨，戚瑜获悉国民党的《泰县日报》已停刊，正在拆卸机器准备运走，说明敌人即将逃跑。他向储天锡报告后，当即通知一些战友在叶肯林家集中，与储天锡会面。大家决定立即亮出革命的旗帜，多方面采取行动，为稳定民心，防范破坏，迎接解放进行战斗。并着手建立歌咏团、组织腰鼓队，准备欢迎大军进城。
很快，泰州街头上便出现了《告工商界书》《告泰县同胞书》两份公告、《解放区形势图》《毛主席和蒋介石弈棋》等宣传画、“保护和扶助民族工商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解放全中国，为建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等标语口号。经储冉同志同意，所有宣传品的落款统一为：中共泰县同志会。
据韩连康《忆解放前夕的“中共泰县同志会”》一文记载：“当时城里敌人虽然已经逃跑，但是还有潜伏特务。我们不顾危险，拎着浆糊桶，带上大量宣传品，在坡子街、大林桥、中山塔、胜利路（即后来的人民路）、彩衣街等闹市区张贴宣传画和标语，沿途散发传单。有的店铺因对形势恐慌而关上门的，我们就从门缝中把传单塞进去。我们还爬上中山塔的最高层向下抛撒传单。我们的宣传在全城引起了不少的震动。一时看宣传画和标语、传单的人竟使多处拥挤不堪，交通堵塞。如在北门原大华电影院门前围观的人就相当多。电影广告栏上张贴的大幅漫画，画的是奔驰着的解放军坦克碾碎国民党群丑，那是根据《群众》杂志米谷同志原稿放大制作的。广告栏两旁贴着各种各样的传单、标语。我们发的传单，许多人都在争相传阅。绝大多数群众是生平第一次了解到我们所宣传的解放区的胜利形势、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实质以及党的有关政策等。过去他们听惯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对共产党很不了解。我们的宣传鼓动，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启蒙教育。一部分关了门的店铺，当天下午又恢复了正常营业。这天下午，我们有一部分同志还闯进了中统魔窟范家花园5号，查封了敌产，关上了大门，贴上了署名‘中共泰县同志会’的封条。有的同志赶到国民党县政府，关起门窗，大门上也贴上了同样的封条。这些都是为了在混乱情况下，防止敌人乘机破坏。”
同志们各展所长，陈本肖负责撰稿、韩连康负责刻写、叶肯林是书法、陈泽浦是绘画，戚瑜则冲锋陷阵，和陈本肖一起去美捷印刷所找关系秘密赶印《告工商界书》等宣传品——费用也是他俩付的。戚瑜又带人奔往范家花园和中山塔等敌特机构关门窗、贴封条。其他成员都积极参与，包揽了若干杂事及后续工作。在1月22日、23日欢迎解放军的队伍中，这些“文青”们，尤其戴冰、刘尊华、徐印心、王丽娟、李安琪等女同志的欢庆腰鼓，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六
这些活动，除了戚瑜通知的一些同志外，“读书会”和《星原》的一些同志也或先或后地参加了。就是说，与陈本肖联系紧密的三个方面的同志，不少人都投入了这场战斗，由于是分头通知、分头行动，有些成员、有些情况并不互相知晓。
刘尊华的文章中有如下记叙：“1949年1月20日上午，李安琪急匆匆地来找我，她说：‘国民党逃跑了，赶快到五巷小学叶肯林家集中！’到了那里，有些同志已经上街贴标语、散传单去了，屋内的同志都在忙，我看到韩连康在刻钢板便赶过去帮他搞油印。当天下午，民声歌咏团宣告成立，地点在五巷小学，推选韩连康为团长，参加的人都是此前已报名的成员。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戚瑜等同志在城里也成立了新声歌咏团。一时间，城里城外歌声飞扬，人们正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呢！21日下午，陈本肖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由叶肯林作了重点发言，内容是介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会上陈本肖提出打算创办一个文学刊物，请大家就刊物的名称和经费来源进行讨论。关于刊物名称，有人提议叫‘前哨’，也有人提议叫‘尖刀’。关于经费，主要靠大家集资，会上多数人出了一斗米，也有个别出三斗米的。”她曾告诉我，包括储天锡，还有另外几位同志，她在这之前并没有见到，后来才对上了号。
陈本肖起草的《文艺前哨社征稿启事》底稿尚存，全文如下：“我们——一群文艺青年，在人民得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今天，筹组了文艺前哨社，将创办文艺月刊。大家生活在这个鲜血淋漓的时代里，大家度过了八年民族革命抗日战争和两年多人民解放革命战争的悲壮的历程。大家在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危害下，在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下，在封建氛围的窒压和苦闷下支撑和战斗了过来。在这些切身的感受里，和我们一样，你们一定也有着灼热的爱和憎、鲜明的唾弃和信仰，你们也一定要把人民大众的苦痛、挣扎、斗争、意志、要求、向往，用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民族形式’写出来。尤其是出自工农兵、一切来自生活底层的文艺写作者，写出你们的往日的悲痛，写出你们亲历的搏斗，写出你们胜利的欢呼。只要是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大众生活样相的、向上的、战斗的，总是好的文艺，我们都欢迎。我们祈望得到你们的合作，我们需要反帝、反官僚资本、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艺！我们高呼：文艺青年联合起来，从鲁迅的道路上排起我们强壮的队伍，燃烧起我们的火炬，高举起我们的标枪！”
此后不久，一些同志即由组织上安排到省泰中等学校参与复校、复课工作，文艺前哨社的事情便搁置了下来。
七
星移斗转，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些文艺青年，多数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故事，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曾经以他们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五条巷》，还写了《泰州解放前夕的<告工商界书>》等一些纪实类文字，加上今天的这一篇，都是对他们的一种怀念和致敬，愿他们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