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行水村
□孔令挥 鲁友明
“北门直北顺街行，七里鱼行可计程。旧日女墙无觅处，至今人尚说新城。”
这是清咸丰年间（1850-1861）海陵诗人储树人《海陵竹枝词》“古诗咏渔行”中的一首。诗中表明渔行村在海陵“直北”，“计程”“七里”。
由泰州主城区坡子街北行，沿海陵北路一直向北，跨过新通扬河上的迎江桥（旧名赵公桥），六七里路程就到了渔行村。这里曾经是海陵的一座古村落，现在是渔行水村历史文化街区。
“泰州城是大凤凰，我们渔行就是小凤凰。”在老渔行人的心里，渔行西坝的大庙就是凤凰的头，渔行西南角、东北朝西方向的西坝则宛如凤凰的颈，凤凰的翅膀为渔行砖桥河东、板桥河西，凤凰的身子是渔行庄，凤凰的尾巴则是距渔行中茅山大庙北250米的北洋沟。
渔行旧称鱼行。最早见诸地方史料于明代《（万历）泰州志》其“疆域”一章中有：“鱼行庄”一说，由此可以推断鱼行地名与这里居民区的形成时间最早于南宋，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上为里下河地区之一。鱼行地名的由来史无明载，至今众说纷纭，而其中最可靠的一种说法便是因为海陵城北有着大片水面，来泰的游民其中有做生意者均聚集至城北——一个三面环水的草滩上落脚。久而久之余地形成棚户区，在此落脚做小买卖的人也越聚越多。他们经营的行当既多又杂，有些人就连自己从事什么行当也说不清楚。“余行”，原本是他们对自己从事行当的自嘲，后来演变成为居住地的代称“余地”。“余”“鱼”同音。由于当地乡民大多以捕鱼为业，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鱼行庄”。随着渔业发达，渔市兴旺，凡运往海陵城的鱼货都由此地的若干渔行经手，于是渐渐地由“鱼行”演变成“渔行”，年代久了就成了“老渔行”。
渔行水村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在清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曾经产生过“罗浮七子”：徐鼎镇、顾崧、陈厚耀、朱大模、王风藻、唐麟祥、朱治。
渔行水村四周环水，水是渔行村的特色景观要素。有了水才有了鱼，才有了鱼庄、渔行。清代的一些诗作中经常出现“鱼行”字样。如海陵诗人康发祥（1788-1863）有《海陵竹枝词》曰：“赵公桥畔柳丝丝，桥过鱼行土地祠。夹岸网丝停蚱蜢，满船红日映鸬鹚。”
诗人王广业（1802-1884？），直接歌咏渔行之“渔”的《海陵竹枝词》曰：“三里鱼行晓市开，家家晒网柳穿鳃。鳗鲡虽好难留种，买得鲳鳊带子来”。
“三里鱼行”，说渔市之繁荣；“家家晒网”，道渔业之兴盛。好一幅生动明媚的民俗风情画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早在清代渔行村已经形成了以“鱼”为特色的产业链。由此可见，若干年前随着捕渔业的发达，渔行村的造船业、网丝业也就随之发达了。
有水就有河，有河就有桥。渔行村有砖桥、板桥等多座桥梁。其中最古老的则是横跨在渔行村南边老通扬河上的迎江桥。它的前身是拥有260多年历史的赵公桥，古称凤尾桥。
渔行水村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木结构民居多建于晚清、民国年间，黛瓦粉墙，朴素端庄、风貌统一。街区内现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六处，包括渔行大街26号夏思恭祠、板桥河下9号新城过街楼、中茅山宫、渔行大街15号、渔行大街19号、砖桥河东22号等。此外，登记不可移动的文物有十二处，历史建筑共有六十四处。除建筑文化遗存外，街区内还有古桥、古树、河埠头、码头等其他历史环境要素。
位于渔行水村新城老街的过街楼，架空建在街道两边的房屋，上为楼屋，下部通行。楼面距地表3米，街道宽2.1米。楼前为开敞的四角攒尖亭，后为硬山楼屋，系晚清建筑，在苏中地区亦不多见。
渔行水村不仅有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新城遗址、夏思恭祠，还有中茅山宫、永宁寺等殿宇。
渔行村造船业作为泰州历史上最悠久的行业之一，其兴起、兴盛除了和渔行本地发达的渔业有关之外，还和泰州闻名天下的盐税业务相关。据州志记载，明末清初之际（1628-1644）苏州阊门的一批木工迁至泰州，他们看准了当时盐运的需要，青睐渔行优越的水利地势，乃以造船为业，由此便拉开了泰州造船业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