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中寻找生活真趣
——汪曾祺小说的抒情
□陈秋言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用睿智和包容的眼光，在世俗中寻找生活真趣，用幽默达观的笔墨，塑造了许多底层人物形象，呈现出别样的抒情风格。
汪曾祺笔下的少女大多是聪颖且自我意志强烈的，巧云是汪曾祺《大淖记事》中的主人公，虽然受命运不可抗力的推动，却有着鲜明的性格和人生轨迹。巧云由爸爸带大，以结渔网和打芦席为生。因为美丽机颖，所以很受人喜欢。虽然她也经受了命运的苦难，父亲意外半瘫在床，被恶人趁机占了便宜。但是她始终聪颖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大胆地追求爱情，反抗不公的命运，和爱人同甘共苦，最终以仗势欺人的号长得到惩罚，有情人终成眷属为结局。巧云是美好、富有生命力的少女形象。
在《侯银匠》里，那个心灵手巧将父亲的旧花轿改成人人都愿意租的花轿的侯菊姑娘，这顶花轿成为她在婆家受人尊重且补贴家用的嫁妆。她们胆大心细，聪颖独立地在世间生活着，具有勇于和命运斗争的乐观精神。
汪曾祺写人时，继承了老师沈从文“贴着人物来写”的人道主义思想，然而在表现方式上则另辟蹊径。如果说沈从文是用理想构建出善美来疏解现实中深受压抑扭曲的人性，汪曾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他在《思想·语言·结构》中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个生活的片段，有所触动，这只是创作最初的契因，对于这个生活片段的全部内涵，它深层的意义还没有理解。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未能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更深地感觉它。”相比老师写作时要与外界彻底的独断，汪曾祺取材于生活，力图还原生活中的真实情貌。
对底层人的书写反映其对待生活与理想的态度上，其实也隐含了他的创作理念。汪曾祺很重视日常生活，并且对人体现出包容积极的态度，写出他们的智慧，写出他们的可爱。
在《异禀》中，药铺保全堂的相公们分三六九等，本领大的脾气大，众人要哄，可有可无的收声敛气要看人脸色行事。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可以全方位灵活切换叙事视角，读者阅读起来朴素自然。
汪曾祺舍弃了对人物内心的挖掘，他调转过头去，常以三两动作或语言描绘世间百态。如《安乐居》里的上海老人：“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格小酒馆，好比地上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活泼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一位可爱又有些自诩高人一等的老人形象。汪曾祺的平淡风格受晚明小品的影响，他曾在《两栖杂述》中说过：“到现在，还可以从我的小说里看出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影响。归有光以清淡之笔写平常的人情，我是喜欢的。”在《子孙万代》中，讲述了一对举世无双揉进几代人“血气”的珍品核桃，被傅玉涛发现、在社会动荡中丢失、在橱窗前被外国人高价买走。结尾写道：“傅玉涛回家，炒了一个麻豆腐，喝了二两酒，用筷子，敲着碗边唱了一句西皮慢三眼：‘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主人公将见证宝物沉浮，时代变迁的感慨替代为麻豆腐、二两酒、西皮慢三眼。反情节的处理方式，还原了生活情志的平淡自然，让人想起归有光《项脊轩志》中那棵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用简练而写实的笔法代替人物内心的千回百转，是汪曾祺做出不同于老师沈从文的审美抉择。如果说对内心世界的发掘具有开拓人的精神进步意义，那么汪曾祺选择相对理性的写作方式，则创造了另一种留白之间的审美张力。
汪曾祺早年曾痴迷过现代派，所以很多次他描写风景采用的都是西方意识流的写法，严家炎甚至说过：“到了汪曾祺手里,中国才真正有了成熟的意识流小说”。《复仇》一篇有着大量的意识流描写：“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身下酥裂，发出声音，发出气味。小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被一根枸杞截住。”大量无关联的事物，在人物的自由遐想中联结，进一步走进人的内心与精神实感。汪曾祺曾说过自己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儿，既是无意又是刻意为之，由此可见汪曾祺对于一种新式小说的追求。
如果说沈从文写风景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或营造意境，那么汪曾祺独特的开拓则是将风土人情作为主要的描摹对象。《鸡鸭名家》借刻画余老五和陆长庚两个民间能人，也颇有妙趣地展现了民间炕房孵蛋和赶鸭的活计。读汪曾祺的作品，是无法将人与风俗分开看的，因为二者浑然一体。《故里三陈》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叫陈四的瓦匠，之前是顶有名气的踩高跷艺人，因一次大雨误了时间，让人打了一个巴掌后，再也不踩高跷。汪曾祺只用很小的篇幅讲述了这个故事，而用了大量散文化的笔法写了看迎神赛会的习俗：看赛城隍、吃各种瓜果、拜香还愿、音乐篷子、茶担和花担、站高肩、踩高跷等。大量描写风俗的散文化叙事，看似冲淡了陈四故事的传奇性，其实营造了更真实朴素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是幽默达观的，他的小说代表人的生存现状，兼具娱情和批判。在表现上，偏向通过动作和语言来刻画人物，加重风俗在小说中的笔墨，自然平淡，意蕴真淳。始终用一颗赤子之心描摹世间万状，为人的生活注入美丽和乐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