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形式主义导致基层负担过重，已成为当前困扰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为此，党中央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中办、国办还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为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遵循。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过程中，责任和事权也向基层扎堆转移，加之习惯性的“层层加码”，基层长期处于工作干不完、干不好的状态，深陷“小马拉大车”的结构性困境。冗余的文书工作、烦琐的考核指标、低效的督导检查，不仅挤占了基层干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更挫伤基层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性。
虽然近年来为基层减负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很多地方为何负担一直减不下来？关键在于很多地方只看到了显性现象，忽视了隐形问题；很多减负只解决了表层次问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矛盾，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死循环”。应该看到，基层负担过重是体制机制未能理顺、条块关系未能协调、科层体制内部权责未能一致的副产品。因此，基层减负，什么该减、什么不该减，厘清权与责的边界是关键所在，要以责权一致、责能一致为准绳，建立健全职责清单，科学划定责任田，切实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乡镇（街道）、村（社区）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要靠多部门联动才能有效解决。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编制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上级部门收回事项三张清单，厘清基层该干什么活、能办什么事、应担什么责。
减负本身也要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一些地方的减负为应付上级检查，改改名目、换换说法，搞表面整改的“障眼法”。减数字不减数量、减形式不减方式的“数字减负”，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只会让不必要的负担越减越多。这说到底还是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作风漂浮。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的是群众，工作好不好让群众说了算。考核要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赞不赞成”作为评判工作的最终标准，而非单纯查看有多少次会议、多少本台账、多少个表格、多少份报告、多少块牌子等，更要杜绝“有的就写，没有的就编”，以“迹”为“绩”的形式主义。同时，要增加干部考核中群众评价的比重，以考准考精考实为出发点，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少搭“花架子”、多下“真功夫”。
基层减负不能只有“减”的思维，还要做好“加”的文章。要给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赋能加油，持续推动干部资源、编制资源向基层倾斜，扎实开展违规借调干部专项清理，下派专业型干部充实基层力量，组织开展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化培训，增强他们需求收集、问题发现、资源链接、项目策划、交流沟通、社会动员等方面的能力，提升能力与岗位职责的匹配度。要增加社会事务承接主体，发挥协同效应，很多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可以交给社会组织承接，通过服务购买、定向委托、项目补贴等方式使其扎根社区开展服务，发挥他们在矛盾调解、为老服务、社区教育、公益慈善等领域的作用，共同致力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避免政府或社区单方面陷入“责任困境”而无法自拔。
减负不减责任、不减担当，减的是本不该承担的负担，增加的是深入基层、服务百姓的时间与精力，增加的是老百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上周，市委部署我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明确指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切实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将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推动常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的实际成效。让各级党员干部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才能静下心来专注于基层事务，才能切实解放基层干部的手脚，有更多时间精力解决基层的突出问题，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新成效。
减负，减的是无谓负担，去的是思想包袱；增的是真抓实干的时间，添的是敢想能干的劲头。“负担”轻了，“动力”足了，“步子”才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