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山东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并向中外媒体开放。山东省委书记、山东代表团团长林武在主持会议时提出：“各位代表发言时不要穿靴戴帽，时间控制在六分钟。”这看似简单的会议要求，实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步。能在全国两会分组讨论上发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少用华丽的辞藻、空洞的表态，多用数据、案例和解决方案直面问题，将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讲到点子上，说到群众关心处，才能不负使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还要看具体的情况”……明明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却偏偏故作高深、绕来绕去；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任务，却非要过度拔高；明明简洁的语言更利于表达，却非要套用固定的“格式”，这些讲话空洞无物、没有感情、没有血肉，这种现象在当下官场尤为常见、广为诟病，被称为“穿靴戴帽”。
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发言，为什么喜欢“穿靴戴帽”，原因很多。根本原因还是能力水平不够，责任心不强，准备工作做得不到位。试想，如果领导干部自己都一头雾水、一团糨糊，沦为“复读机”，却妄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么整场会议就只会充满假话、空话、废话。
平心而论，开会本身并没有错，只要确有需要、确有内容，该开还得开，问题就在于质量和效率。尤其是，关键时刻、重要关头，讲话更要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上甘岭战役时，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一次与困守坑道的部队通话，刚说一句：“请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都很惦记前面的同志……”电话兵毫不客气地打断：“少废话，有什么事吗？”秦基伟后来反思：战士们批评得对啊！战士们都是用生命在换取难得的通话时间，容不得自己啰嗦。非常时期是这样，我们平时开会安排工作，也要有惜时意识。惜字如金，才能一口唾沫一个钉。
非独讲话不要“穿靴戴帽”，写文章也是。《明史》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大臣茹太素给朱元璋写了一篇政事建言，篇幅竟长达1.7万余字。日理万机的朱元璋看不下去，便让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听了半天，还是没听出他想要的东西，实在憋不住了，就下令将茹太素拖下去暴揍了一顿。第二天王敏接着念，念到最后，朱元璋才听到了茹太素所提的5条建议。朱元璋以此事为例，让中书省规定了奏章的格式、字数，要求大臣们给他上奏的时候“许陈事实，不许繁文，若过式者罪之”，后来效果大显。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这样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如何将文章写得精炼？既要靠笔力，更要靠脑力，勤于思考、善于分析，才能让文章字字有着落，句句皆实用。
非独讲话、写文章不要“穿靴戴帽”，干工作更要如此。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人在刷写警示语，写的是“此墙危险！”另一人则在一旁指挥并高喊“字再大一点，再多写几遍，感叹号再用多一点”。试问：有写警示语的时间与精力，为什么不直接拉上红线将问题解决了？写了100个“此墙危险”，也无益于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还增加了干事成本。还有一种“跑步机现象”，在跑步机上行走，看似干得热火朝天、满头大汗，工作却没能往前推一步。这些虚功都属于工作上的“穿靴戴帽”，是“卖力不走心、出工不出力”的表现。说一千道一万，两横一竖就是“干”。有一种工作方法叫泰罗制，是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创造的一套测定时间和研究动作的工作方法。泰罗通过工时和动作研究，把工作分成极小的基本动作逐项论证，对工人的负荷、时间、动作进行精密的设计，以科学的方法合理安排工作程序、技术办法以及劳动速度，减少不必要的消耗，省略多余的动作。我们干工作、创事业也要这样精打细算、精益求精。
前不久，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八项规定明确将压缩会议时长和领导发言时间作为改进会风的核心措施之一?。唯有“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才能让会议真正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落实的作用。卸去形式主义的负累，各级党员干部才能腾出时间、抽出身子、施展拳脚，在新征程上建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