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是土生土长的常州金坛人，习惯讲金坛方言。可是，金坛方言有点复杂。它不仅有本土方言，还夹着溧阳方言、丹阳方言、江北方言……而且本土方言又分金坛东门外以“得”“头”用语和本地平常用语。
从我记事起，一直都是方言交流。上学后发现老师课外和我们一样都是满口纯正的方言，一到课堂老师又改讲“国语”（后来得知叫普通话）。当时，不明白怎么回事，只知道老师要求除了上课回答问题、读课文或背书时一律用普通话外，其他时间没有硬性规定，自由选择。那个年代听到某某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感觉了不起，是个有文化的人。于是，从读书起为了做个有文化的人，我不断地努力，普通话表达能力渐渐提高。“金坛普通话”用来发言不够标准，但在当时已经不错了。
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一年后，一张入伍通知书将我送到东北的部队。部队的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大家都用带有家乡味的普通话交流。当然，老乡之间说话聊天那是另一番景象。
一天，我去一起入伍的同乡班里串门，他的副班长和他的老乡唠得特别起劲，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见副班长笑得十分灿烂。但我没敢笑，一个外人，没资格随随便便地加入别人那爽朗的笑谈里。期间，副班长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又一脸严肃。既然这样，我和同乡也用方言聊了起来。聊着聊着，副班长反过来注视着我俩说话，并说道：“啥玩意儿，我一句没听懂。”我立马回道：“彼此、彼此……”后来得知副班长是吉林延边人，他俩讲的是朝鲜语。
过了几天，几个同乡来看我，讲的全是家乡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格外开心。待在屋里的班长不乐意，他一本正经地说道：“以后在班里不能说方言，叽哩哇啦的根本听不懂！”之后，我们约定俗成，除了同乡在一起讲方言，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大家都讲普通话。
东北是普通话的摇篮，而我在摇篮中又得到了部队的熏陶，普通话进步不小，这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部队回到地方从事管理工作。在那个普通话并不十分“畅销”的年代，我的普通话也随之搁置起来。记得有一次乡政府召开“抢收抢种”三级干部动员大会，先是由党委副书记照本宣科念完了讲话稿，台下掌声稀稀拉拉。当主抓农业的副乡长拿过话筒脱稿讲话，满口方言，台下却掌声雷动。当时，我觉得好奇，便悄悄地问身边的人，他们告诉我：副乡长的讲话实在、耐听、接地气，特别是讲方言，听起来带劲，一下子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人情味十足。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方言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连着老百姓的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连续不断的红头文件下发到各级部门，要求大家讲好普通话。学习普通话一度作为工作考核目标，达不到标准的公务人员必须参加培训。从此，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和对外服务窗口率先以普通话接待老百姓。加之外来人员的增加，讲普通话的地方越来越多。虽然本地的原住民依旧还是方言，但“90后”“00后”大部分都讲普通话。学校更是如此，方言几乎成了真空地带。学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交流大多用普通话。一些老人为了融入其中，也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与小辈互动。
我和老伴曾经尝试教孙子学讲方言，但收效甚微。不过，孙子能听懂我们的方言。有一年暑假，儿子下班回到家里，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是儿媳妇的生日，老伴先是一愣，接着说道：“稍等一会儿吃晚饭，我来加几道菜。”说干就干，没多久，香喷喷的五菜一汤全部登场。老伴召唤着开饭。孙子见到饭桌上正冒着热气的菜肴，突然冒出一句金坛方言：“呀呀（爷爷），今啊头（今天）迈迈（奶奶）刷刮的（干活、说话麻利的意思）！”尽管听起来有点别扭，但总算听到孙子开讲金坛方言，很是开心。
有一年出差，我坐在长春龙嘉堡机场的候机大厅，灌进耳朵的全是普通话。我过了安检，便在座位上看书。看着看着，突然，传来熟悉的方言：“老头得（老头子），佛要冲盹（不要打瞌睡），麻散登几得（马上登机了）！”方言在空气中扩散，越听越觉得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对话，而是乡愁，是思念家乡的那种感觉。顺着声音寻去，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一男一女还在嘀咕，我有点小激动，走过去和他们搭讪，对方一听是老乡，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更是一种地方文化，它不但蕴含着浓浓的乡愁和地方特色，而且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当我们提倡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和留住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