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住在延陵街上，腊八粥一吃下肚子，母亲就准备掸尘了。
延陵街的街头、街尾和街外，我们都住过。不管住到哪里，掸尘，总是过年前约定俗成、免不了的一道重要程序。像过年蒸馒头、包馄饨、炒小菜、炒瓜子、炒花生、买年货一样，十忙丢掉九忙，掸尘这件事情却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在街头的时候，家里开了店。父亲租了一间进深特别深的房子，前面临街，后面临河。一间门面的房子，前后分成3个部分。
前面是店堂，木板排门，里面摆着货架、柜台和账台，还有一张八仙桌。掸尘，母亲分外小心，生怕把货架上的物品打碎了。中间是作坊，用来加工锡器和铜器，一架操作台，一个土灶头。这里宽敞，母亲掸尘可以放开手脚。后面是卧室，拖披屋，屋檐很矮，母亲拿一把笤帚，就轻轻松松掸过来了。
搬到街尾的时候，公私合营两三年了，家里不再开店。
父亲租了一间5架梁的房子，比街头的房子小多了。中间用肚挡墙一隔为二，后面是睡觉的地方，大床、小床、衣柜、抽屉桌紧挨着；前面是烧饭、吃饭的地方，八仙桌和灶头几乎顶到了大门口。巴掌大的地方，房子也比较矮。掸尘，不费多少力气。母亲调侃，房子小有小的好处，掸尘省力气。
到街外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父亲典押了两大间房子。
按理说，房子多了、大了，家里应该宽敞了。可是，房子多了、大了，不仅仅是饮食起居，用处也多了起来。一进前门，围了一个猪圈，占了小半间房子；摆了两只兔笼，又占了小半间房子。后门口是厨房，占了不少地方。猪食桶、草篮子、垫猪圈的土，摆了一地，碍手绊脚。掸尘，母亲可吃力了。
据老人说，掸尘，不仅仅是为了整洁，还有驱除邪恶、消灾避难的作用。因为，过年就是辞旧迎新、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一切旧的、老的、陈腐的东西，都要把它们扫地出门。掸尘，就是把家里一年的霉气、晦气、恶气、毒气、穷气一扫而光，就是想让旧貌换新颜。
那时候住在街上，只要看到一担一担水淋淋、绿生生的芹菜挑上街，只要看到一拨一拨穿着考究、打扮入时的俊男靓女走上街，只要看到一溜一溜摆着文房四宝、堆着大红纸头的桌子扛上街，只要听到一串一串“灶联、门联要不要”的吆喝声在耳朵边传唱，我就知道，母亲要掸尘了。
过年，虽然是我早也盼、晚也盼的好日子，但是，过年之前的几天，甚至十几天，却是我和我的弟弟们特别忙碌的日子。因为，过年想要放松放松，想要好好地疯玩几天，过年之前就必须多做一些事情，多吃一些苦头，多受一些劳累。毕竟，家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推不掉、躲不了的。
我家兄弟5个，母亲体弱多病，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为此，父亲在南货店里给家里揽了一份粘贴福锞（祭祀用品）的活。寒冬腊月，滴水见冰。每天，我们都要起早摸黑，用两只手指刮冰冷的浆糊粘贴福锞。几天下来，我们的手上就都长满了冻疮。
我们家还养了一头猪和好多兔子。我们每天还要到田头地角去割猪草、割兔草。快过年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青草都枯萎了。我和我的母亲以及弟弟们还要在枯枝败叶里搜搜索索、寻寻觅觅，哪怕是一丝一缕绿茎，也要把它们挑进篮子里，真像是沙里淘金。
那些年月，我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但是，我的父母对生活却充满希望。他们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向来笑对坎坷。在那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里，我的父母依然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在丹阳读初中、读高中，坚持让我的4个弟弟上学，他们指望我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总是说，太阳家家门前过，砖头、瓦片还有翻身日。他们想尽最大努力，把生活过得充实一些、体面一些，把年过得光鲜一些、有尊严一些。
那时候，我们住在街头、街尾或者是街外，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不管是租的还是典的，只要一住进去，我父母就会把自己看作是房子的主人。不管家境多窘迫、手头多拮据、生活多困难，过年的礼仪、程式、规矩和习俗，他们一样都不会少。母亲掸尘，就像掸自己的房子，从来不苟且、不马虎。
每到掸尘那一天，母亲都会在头上扎一块方巾，在手上套一副护袖，在肩上披一条围裙，俨然一个训练有素的清洁女工。母亲用双手握住扎了草把子的竹竿，一只手在上，一只手在下，两只脚叉开，稳稳地站在地上。有时候竹竿够不到，她就端一张凳子爬上去。她的头一直高高地昂着，眼睛一直牢牢地盯着，在屋顶和墙面上反复地掸来掸去。直到屋子里像被点了一支蜡烛般亮堂了起来，她才把竹竿放下来，擦一把汗涔涔的脸。
那时候，大家都很忙，卫生意识也淡薄，一年到头，就春节前彻底打扫一下卫生。在学校、在单位，那叫大扫除。在广大老百姓家里，就被称为掸尘了。
生活琐记 / 黄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