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南方小镇的天气依旧炎热。
校门口，铁栅栏把人群隔成两个世界。我一手拎着书包，一手握着儿子的小手。儿子的另一只手里攥着暑假作业——封面上还沾着昨晚赶工时滴落的西瓜汁。他抬头望我一眼，眼神里有慌乱，也有期待。
校门开了。儿子背上书包排好队，过了门禁闸机，进入校园。他的背影小小的，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他耸耸肩把它甩正，走向教室的方向。我站在家长堆里踮了踮脚，直到那个蓝色书包彻底消失在走廊拐角。
二十多年前，北方老家的9月清晨，是另一种模样。露水还挂在稻田边的狗尾草上，母亲从灶屋探出头：“书包带子缝好了，给你加固了两道线。”那个帆布书包是姐姐用剩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母亲用碎布头补了补，针脚细密得像她纳的鞋底，很结实。
趁着早上凉快，母亲要去地里摘绿豆，父亲在外地打工。我一个人走在田埂上，露水打湿布鞋的脚尖。经过村口小卖部时，王大爷照例逗我：“暑假作业写完没？写不完可要站讲台哦。”我捂着书包跑得更快，心里很慌张：最后几页，字迹潦草得像鬼画符，老师看到了可不得了。那时候的焦灼具体、稚嫩，好在，这些情绪不会在心上停留太久。
如今，站在校门外，我明白了什么叫“牵挂有了形状”。我担心儿子会不会找不到新教室，会不会被高年级的孩子挤到，昨晚叮嘱的“记得喝水”他听进去没有……这些莫名的担心比当年自己补作业时还要让人坐立不安。我摸出手机，看到班级群里已经有家长在问“孩子进教室了吗”，忍不住也打了一行字，又删掉了。
转身离开时，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个9月初，母亲从地里回来，看见我趴在堂屋桌上抄生字，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一碗加了荷包蛋的面条放在我手边。母亲用沉默的针线、一碗热面，替我挡住了慌张。现在，我和当年的母亲一样，站在门槛的这一边。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班级群里老师发了照片，孩子们正坐在桌子边看新书。我点开，放大，在倒数第二排找到那个蓝色书包，儿子正扭头和后座的同学说着什么，脸上全是笑容。
校门外的家长们渐渐散去，我准备上班了。9月的故事年年重演，时光里的主角却悄悄换了。离开那扇铁栅栏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阳光正好照在“欢迎新同学”的横幅上，红底黄字，亮得有些晃眼。
傍晚接儿子放学。他扑过来第一句话是：“爸爸，我今天交到新朋友了！”书包带子又滑到了胳膊肘，我替他扶正，顺手接过他的暑假作业，边角更皱了，封面的西瓜渍旁又添了一块水彩笔的印迹。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开学的门槛，我们父子俩都好好地跨过来了。（汪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