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开学季，我不禁想起四十多年前的一幕。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三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原西北师范学院。
三哥是大伯家的老三。本来，能考上大学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家里根本就拿不出供他上学的钱。
那时，上大学是不收学费的。所有花销，无非是路费和伙食费，每学期不过几十元。可就是这区区几十元，我们整个家族也凑不齐。
无奈之下，大伯就东家一块钱、西家五毛钱地凑。几天后，总算凑够了十块钱。按理说，这十块钱作为路费已是绰绰有余，可三哥一学期的生活费从哪儿来，大伯不能不考虑。
一天，我和三哥去李大爷家借钱。李大爷说：“家里穷得连包盐都买不起，哪里还有闲钱呀？不过，我家养了几只大鹅，要不，你们就抓只大鹅吧！”
我和三哥一听就笑了，心想这个李大爷可真有意思，我们是来借钱的，他却要我们抓大鹅。李大爷好像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他说：“你们把大鹅带到城里卖了，不就变成现钱了？”
三哥一拍脑门说：“对呀，不过李大爷，我将来怎么还您呀？”
“将来，你还是还我一只大鹅吧！”李大爷笑着说。
次日，三哥凭借录取通知书转了户口和团关系。然而，校方要求每位新生自带一个月的粮票。可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哪有粮票？三哥跑了几趟公社，最后还是两手空空。思来想去，他决定带一袋面粉。
临走那天，全村几百号人为三哥送行。那时，从乡下到县城还没通班车，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自行车。大哥的车座上，驮着一袋面粉和一卷行李。二哥借了一辆自行车，专门用来驮三哥。三哥的肩上，挎着一个印有“农业学大寨”的帆布包，手里提着那只雪白的大鹅。
走到黄沙梁，三哥说：“爸妈，叔叔婶子们，大家都回去吧，已经送了十里路了。”说话间，大哥已经跨上了自行车；二哥见状，也忙跨上了自行车。三哥一扭屁股，娴熟地坐在了后座上。
望着远去的自行车，伯母泪潸潸，喊道：“三呀，到校后别忘了给家里写信！”我清楚地看到，伯母转身用头巾去抹眼泪。
“妈，知道了。”三哥冲我们挥挥手，也扭过了头。
后来据大哥说，赶到县城后，他们先去自由市场卖了大鹅，随后才送三哥上了开往省城的班车。那只大鹅，一共卖了三块钱……
大学毕业后，三哥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四十多年来，他先后担任了三所省级重点中学的校长，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不仅用亲身经历教育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还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教育战线的华彩乐章！（曾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