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兴城
高粱有咸甜之分，莫言笔下的红高粱是咸的，成熟时顶上穗子会变红，主要的用处是用它穗子上的果实酿酒。《红高粱》电影中的《酒神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而我成长的江南一带，种的是甜高粱，因它的叶子长得像芦苇叶，人们叫它芦粟。成熟的芦粟穗子会由绿变红，再变黑，它的茎秆脆嫩多汁，糖分充足，是夏天农村人，特别是孩子们难得的解馋零食。
上世纪70年代，正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家在县城近郊，那时自留地上种的番茄是要到城里菜市场换钱的，根本舍不得自己吃，生产队种的西瓜也是队里的副业收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和姐姐向父母提出，让我们在自留地上种一些芦粟。那时候自留地是以厘计的，大人都是惜土如金，要在上面种一些经济作物和杂粮，怎么肯给小孩种零嘴呢？经不住我和姐姐苦苦央求，父母总算答应让我们在一片红薯地的周围种上了一圈芦粟。
刚放暑假，自留地上的芦粟渐次成熟，高高的秆子挺拔直立，头顶的穗子由红渐黑。我们砍了几根回家，依着芦粟的节疤切成一段一段，像啃甘蔗一样撕开外皮，嫩嫩的芯子露出来，咬一口，嘎嘣脆，鲜甜解渴。好一番享受！
因为上学时老有城里的同学问我要芦粟解馋，我忽发奇想：不如砍一捆扛去街上换点零花钱，这样就可以买冰棍吃了。说干就干，第二天上午，我先到地里砍了一捆芦粟，去掉叶子和穗子，用麻绳紧紧扎好。吃过午饭，烈日当空，我穿着背心短裤，赤着脚，扛着那捆芦粟独自向三里多远的城里走去。
青碧的秆子层层叠叠，绑在麻绳里，看着纤细，压在肩头不仅沉重，而且格外硌人，磨得肩膀生疼。那时我才十一岁。不知换了几次肩，歇了几次脚，被汗水湿透的背心贴在前胸后背。终于到了城中心的长桥背上，开价三分钱一根。 这是我头一回到街上卖东西，既有点兴奋，又实在难为情，始终喊不出叫卖声，只静静守在那捆清甜的芦粟旁，心里七上八下，既盼着有人来买，又怯于和陌生人搭话，特别是害怕碰到老师和同学。
烈日之下，街上的行人很少，大多也是行色匆匆，偶尔有人驻足打量，问问价钱。整个长桥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烈日的暴晒下卖东西。芦粟虽然在乡下是个常见东西，在城里却是小宗商品，只有我一个人在卖，别无分店，大约个把小时就卖掉了十几根。日影逐渐西斜，还有几根芦粟没有卖掉，滚烫的水泥桥面把我的赤脚烫得不断地“原地踏步”。我开始心慌起来，不得不降价处理，两分、一分，最后一根芦粟终于被一位大人买走了，不知道是他喜欢吃芦粟还是同情我这个烈日下卖芦粟的小孩。
我的短裤兜里鼓鼓囊囊地装了一大把分币，也来不及细细清点，生怕不小心掉了，就直奔人民北路一个小杂货店去换纸币。因为杂货店的隔壁是一家生面店，我常去那里轧面，我想可能会换成功。
杂货店的营业员是一位黑黑胖胖、戴着黑框眼镜的慈祥老奶奶，当她知道是小小年纪的我卖芦粟得来的钱，一边夸我，一边在柜台的玻璃面板上一颗一颗数钱。不多不少，总共五毛三分钱。老奶奶给了我一张五毛钱的纸币，又把三分零钱还给我，又把我称赞了一番。
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张枣红色的第二版人民币。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币，指尖都在微微发颤，肩头的酸痛、赶路的疲累、一下午忐忑不安的局促，霎时间烟消云散。这不是大人递来的零花钱，是我靠着自己力气挣来的第一笔收入。
我甩着捆芦粟的麻绳往家赶，脚步轻快得像踩着风。回到家里，我高兴地向父母汇报卖芦粟的收获。父母也有些意外，决定明年给我一垄地种芦粟，算是给我的奖励。
第二天，我约了村上两个同学，赶到城中心的第一副食品商店，每人吃了一碗冰镇绿豆汤，算是对自己的犒劳。绿豆汤正好也是三分钱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