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凌晨，父亲把我从梦里叫醒。“今天是星期三。”他说。
我揉着眼坐起，十五瓦的灯泡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高大，却又有些佝偻。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领口磨出了毛边，带着皂角和机油混在一起的气味——那是农机厂工人特有的味道。
“中午厂里食堂有冬瓜汤。”他声音压得很低，“你别在学校吃了，来厂里。”
那天中午，下课铃一响，我拔腿就跑。农机厂离得不远，我熟门熟路找到父亲的车间，他正蹲在一台脱粒机旁，用棉纱擦着手上的油污。
“来了？”他站起身，脸上露出笑容，那笑容里有几分歉意，又掺着几分期待，“走吧，去晚了怕没菜了。”
父亲说得没错，那天食堂里的人格外多，队伍从窗口一直排到门外。“今天有冬瓜汤。”父亲又对我说了一遍，“星期三才有。”
终于轮到我们。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饭菜票，还有几枚硬币。那双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机油，指节粗大，动作却格外小心，仿佛那些票证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一份带鱼，一份青菜。”他又加重语气，“一份冬瓜汤。”
窗口的阿姨认得他，也认出了我。“哟，今天你儿子来啦？”她笑着，长柄勺在汤桶里一搅，舀起满满一勺，倒进父亲的搪瓷碗。那碗汤，我至今记得它的样子。冬瓜切得极薄，近乎透明，在清汤里微微颤动，汤面上浮着几点油花、细碎的葱花，还有一点虾皮。阿姨又舀了第二勺，汤水溢出了碗沿。“孩子难得来，多加点汤。”她说。
父亲连忙摸出硬币：“那我再加点钱。”“就五分，不用加钱。”阿姨把勺子一搁，“快端走，后面还有人呢。”
我们在角落里坐下。父亲把带鱼推到我面前，又把冬瓜汤和青菜一并推过来，自己只守着米饭。我让他多吃点菜，他摇头，说我难得来。
那碗冬瓜汤，我喝得很慢。冬瓜炖得极烂，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甜和虾皮的咸。汤是温热的，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
后来，我喝过各式各样的汤。但没有一碗，能抵得过那碗冬瓜汤。
那碗汤里到底是什么？我想了很久——
是一位父亲在物资匮乏年代所能给予的最隆重的款待。一碗五分钱的汤，他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在凌晨叫醒我，郑重地告诉我，郑重地安排。
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父亲的处境。那个农机厂，那些机油和竹篾，那些洗不净的油污，那些皱巴巴的饭菜票。他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其中，而我被他以一碗汤的名义，邀请进他的世界。
是那位阿姨多舀的半勺汤，这是一种无需言说的懂得。
一碗冬瓜汤，父亲用他朴素的方式，在我的生命里刻下了一个坐标，让我知道，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有丰沛的情感；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也有庄严的时刻。
那碗冬瓜汤，我喝了整整一生。（王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