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 凯
收到县一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家里很安静。奶奶坐在门槛上，手中的蒲扇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她并没有感觉到。我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这本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学费如同一块石头，压在了大家的心头。父亲帮人修渔船，出海一趟要半个月时间，赚的钱只能勉强还年前欠下的饲料钱。母亲在镇上的一个小饭馆洗碗，每月工资六百元，要应付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度。
但是，我不甘心去镇上的普通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能听到隔壁的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我对父亲和母亲说：“我去码头碰碰运气，听说冰厂招搬冰工。”
码头离我家有七里多，我每天骑一辆刹车不灵的二八自行车去。冰厂的工作就是把刚冻好的大冰砖从制冰车间搬上冷藏车，每块冰大概八十斤左右。第一天我就搬了四十块，腰部有要断掉的感觉，手上起了五个水泡，到了晚上连筷子都拿不住。但是每天能挣四十元，干满两个月就可以凑够学费。
最不能让人接受的并不是累，而是冷。外面三伏天三十七八度，车间里零下十几度，穿着棉袄进去，出来一身汗，再进去又是满身冰。半个月以后我就咳嗽起来，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搬冰的时候胸口疼得厉害。奶奶心疼得直掉眼泪，熬了姜汤逼我喝，说这份工作不能再做了。父亲从渔船上回来后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和我一起去了码头。他跟工头说：“让我替我儿子搬几天吧，他还是一名学生，骨头还没有长结实。”
我没有让父亲代我去做。他在海上工作，腿有严重的风湿病，怎么受得了冰厂里的寒冷？我和工头商量是否可以调到打包车间去，当时我咳得很厉害，工头就答应了。虽然打包车间不像以前那么冷了，但是需要站十二个小时，将冻鱼虾装进泡沫箱，并用胶带封口。刚开始的时候，脚肿得穿不上鞋子，后来慢慢适应了，但到了下午两三点就会很困，眼皮一直打架，全靠想着开学时能交上学费才坚持下来。
在打包车间工作，一个好处是可以捡到一些掉落的小鱼小虾。装箱的时候，常常会有碎虾掉到地上，工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下了班就蹲在地上捡，捡满一袋带回家。奶奶把碎虾洗净晾干，存了半个月，竟然有十来斤，拿到镇上卖了八十多元。奶奶笑着把钱塞给我，说：“存起来交学费。”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开学前一天我去领工资，因为全勤，老板多给了两百元，加上奶奶卖虾干所得的八十多元，一共两千四百元，刚好够交学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数了三次之后，将钱放入信封随身携带。骑车回家的时候，风灌进衣服，感觉十分凄凉，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开学第一天，我穿上洗得发白的校服去了新学校，皮肤黝黑得像码头上的搬运工一样。室友问我去哪晒太阳了，我说给家里干了两个月的农活。我没有告诉他们，在这两个月中，我搬过八十斤重的冰砖，在零下十几度的车间里咳得直不起腰，在地上捡过碎虾。
之后每次经过码头、闻到鱼腥味的时候，心里都会微微一动。那年暑假我十六岁，第一次摸到钱的温度——不是纸面上的，而是冰砖硌进肩膀的冷，是咳嗽时胸腔里的滚烫，是奶奶晒虾干时手心的暖。它们捆在一起，压在那张薄薄的学费单上，从此让我明白：人这一生最重的行囊，不是背不起的东西，而是亲身扛过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