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家乡的梅雨季，雨水特别稠。天像被捅了个窟窿，雨丝绵绵地挂在屋檐下，空气里浮着一层甩不干的湿冷。隔壁人家院子里的棕树叶被砸得抬不起头，院角的青苔沿着墙根疯长。母亲每天清晨都要用生石灰粉撒一遍堂屋的地面，可到了傍晚，水汽还是从砖缝里渗出来，洇出深色的痕迹。
7月初考完试，空气里的潮气还没散尽。成绩出来的那天，雨又下起来了。母亲撑着伞，拉着我穿过杨巷湿漉漉的街道，去找新任的校长。伞骨上的水滴下来，洇湿了她的半边肩膀，她却浑然不觉。
门关上了。那声“复读名额已满”隔着一道门缝传出来，轻飘飘的，却沉得像块石头。
我从此成了一名“新农民”。从小学到中学，我是村里人挂在嘴边的“别人家的孩子”，墙上贴满奖状。如今那些日子像一页被撕掉的日历，翻过去就不再回来。我不怪谁，只是走路总爱低着头，看鞋尖踩过积水，溅起细小的泥点。
每天清晨，我背着竹篮去村南的大河堤割青草。正是一年里最好的时候，田埂边的荠菜已结了细小的籽荚，河水涨得满满当当。可我眼里没有这些。我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剩下竹篮里的草、脚下的泥，和耳边挥之不去的雨声——明明梅雨已经过了，可那场雨好像还下在某个地方，淅淅沥沥，没完没了。
那天，我割完草没有急着回家。河水在脚下缓缓地流，宽阔的河面被风吹出细密的波纹。我顺着堤坡往下走，选了一块草厚的地方，索性躺了下去。
后背贴上那片青青的草甸时，我整个人怔了一下。那是泥土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草叶，它微微地、沉稳地托着我，不凉，也不烫，刚好和体温融在一起。草叶的清香钻进鼻腔，带着雨水浸透后特有的润泽——是梅雨留下的味道，潮湿的、深沉的，像土地憋了很久的话，终于缓缓吐出来。耳边是河水拍打堤岸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像故乡在对我说着什么。
我伸手摸了摸身旁的土地。粗粝的，敦厚的，有一点潮，但已经不粘手了。我想起小时候在这片田埂上跌倒，母亲从不急着扶我，只说：“拍拍土，站起来。”如今我长到18岁，又坐回了这片泥土上，它还是那样——不说一句大道理，只是稳稳地托着我。
眼前是一大片稻田，风一来，涌起绿色的浪。远处的山在薄雾里显出青黛的轮廓，沉默地立着，像看过了无数个这样湿漉漉的夏天。
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像一扇紧闭的窗，被风推开了一道缝。
那天傍晚回家，母亲正在灶间烧火。她没问我去了哪里，只是把一碗热粥推到我面前，说：“喝了早点睡。”粥面浮着几粒红豆，熬得糯糯的，甜味淡淡的，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
后来我依然每天去河堤割草，但不再低头走路了。我开始留意田埂边的野花开了几种，留意河里的水退了又涨，留意稻穗灌浆时细小的、几乎听不见的“噼啪”声。我终于明白，故乡的泥土从不会因为一个人跌倒了就把他推开。它接住每一粒落下的种子，不管你是稻谷还是野草，都给一样的阳光和雨露。
那场绵长的梅雨，终究过去了。天放晴的那天，太阳晒在河堤上，草叶上的水珠亮晶晶的。我蹲下身，用手掌按了按脚下的泥土——干爽的，温热的，像故乡伸过来的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
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梅雨季其实不只在六七月。有些雨是不速之客，下在一个人最猝不及防的时候，下在你以为早已放晴的日子里。但只要脚下还有泥土，就总有发芽的一天。
我知道，我该发芽了。（袁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