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第一次阅读刘震云的作品是小说《塔铺》，当时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他骨子里的那份苦难意识。多年过去，这份厚重的悲悯底色在他笔下依旧浓烈，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便是最好佐证，他从中极力传达着一份牢记灾难但又不屈命运的人文力量。
1942年，河南冲积平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旱灾过后是蝗灾，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全省三千多万人受灾，死亡人数高达三百多万人。
刘震云说过，他心里一直放不下家乡的这段苦难过往。《温故一九四二》是他为家乡河南写下的关于那个时期的调查体小说。为了揭开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的面纱，他走访了一些仍在世的亲历者，又查阅了当年的很多资料，尤其是美国《时代》记者亲身调查拍下和写下的资料。通过整合多方线索，拼凑出当年如同人间炼狱的真实过往。后来，这本书被整编成一个故事，拍成电影《1942》。电影里那些骇人的场景，基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甚至更惨烈的情节并没有出现在电影里。
回看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心中百感交集，心绪久久无法平复。1942年的灾难之初，面对干涸绝产的土地，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赈济，不减少军队征粮，甚至军队高官趁机用虚报人数多征的粮食大发国难财。他们榨干了农民手里仅有的那点救命存粮，让农民再无活路。无数农民举家向西北地区逃荒，一路饿殍遍地。沿铁路西行的灾民随时会倒下，扒上火车的人也不一定有多幸运，有的冻僵了手脚掉下来摔死或者被火车碾死，有的被碾掉一部分肢体哀嚎到死。而逃荒的终点，那贫瘠的大西北也不是能喂饱他们的理想之地。回望当年，这注定是一场不忍直视的人间悲情，是一场如鲠在喉的无言炼狱。
刘震云在挥笔书写上述事件时，并没有用很沉痛的笔调。恰恰相反，他用近乎戏谑的口吻，对身处重庆温柔乡的蒋介石百般嘲讽。刘震云觉得蒋介石并不是不相信河南大灾，他只是不在意，他还有那么多值得在意的事，死三百多万人算什么呢？他想把河南这个烂摊子丢给日本侵略者，但是日本迟迟越不过武汉、不进入河南，让他不得不开始被迫救灾。彼时腐败的政府，各级赈灾官员各怀私心，表情麻木，动作迟缓，他们给了灾民希望，又在日复一日中让他们绝望。死亡，看不到尽头。一时之间，竟分不清这是天灾还是人祸……
不少创作者落笔书写苦难，仿佛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始至终只浸满伤痛。但刘震云书写苦难从不止于描摹悲惨，而是带领读者穿透苦难表象，从中汲取向阳而生的人文力量。那些血泪过往值得永久铭记，我们也应当在回望苦难的反思里磨砺心性，怀揣悲悯与坚韧，从容前行。
（李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