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宜兴陆平潘氏重修族谱，我和母亲都上了谱。在传统族谱里，男子无后便记为“无传”，一生踪迹被简化；女子出嫁后仅记“适某氏”，连名字都无法留存。而当代修谱理念已发生深刻变革：无论有无后代，皆予以记载，女子全面入谱。
潘氏族谱上，赫然载有一位名叫潘金龙的先辈。他是我母亲的太舅姥爷，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太太公”。
太太公16岁即投身革命，27岁在太行山与日寇激战中被俘，而后慷慨就义。在续修的族谱里，关于他的记录只有寥寥数行，尤其是“无传”二字，格外扎眼。太太公牺牲已80余年，80多年在时光的长河里不长也不短，但生命定格在27岁上的他，格外让亲人思念。
一个为国家慨然赴死的人，难道就因为“无传”而被人遗忘吗？
（二）
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一直在思忖。
自接受启蒙教育以来，“烈士”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听说身边的烈士，竟然是我那连一张相片也没见过的太太公时，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便涌上心头，比自豪更复杂，比亏欠更心痛：我们活着，享受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而他们的名字正在被悄然遗忘。
母亲辗转陕西延安、河北邢台、江苏南京和宜兴等地的档案馆、陈列馆等，一股强大的力量驱使着她不断走向历史的深处。跨越?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终于在宜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档案史志馆提供的烈士英名录存根资料里有了新的发现，“潘金龙”曾用名“潘俶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我们来到位于邢台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帮助下，终于查到了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公众号上“潘叔伦”的事迹，还附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
拨开历史的云雾，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太太公。
他没有被遗忘。
（三）
抗大陈列馆工作人员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的线索——《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里面记录了从1936到1941年的抗大往事。原始资料陈列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是一名富有历史责任感的企业家，2006年自费办馆，近20年来花重金陆续从各地购买抗战文物，馆藏2700多件，博物馆免费开放。得知我们是潘金龙烈士的后人，吴先斌馆长二话不说，便将特刊的清晰扫描件赠予我们。在特刊里，我们看到了太太公的文章。就读抗大期间，他叫“潘俶伦”，他撰写的《伟大永恒的母亲——抗大》等文章，就发表在《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里。潘金龙的文笔极好，情感充沛，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对母校的赤胆、对信仰的忠诚跃然纸上。
据健雄学院校史记载，潘叔伦曾就读于江苏省立太仓中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是初三学生。1938年辗转奔赴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去往敌后根据地。孰料，这一去便是永别。
隔着80多年的时光，现在我们尽可以想象，一个乡村英俊少年，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么艰苦？
潘金龙的故乡宜兴陆平，是“潘氏三杰”——潘汉年、潘梓年、潘菽的故乡。青少年时期的潘金龙，深受潘汉年等族兄的影响。
1937年，他经湖北武汉辗转来到天门县的岳口镇。他先后做过家庭教师、水利工程监工员。那个年代，十年九灾，溃堤的洪水一次次漫过田地，冲垮房屋。他站在汉江大堤上，看着滔滔江水，看着远处战火燃起的黑烟，看着逃难的百姓扶老携幼从眼前走过。
1938年的秋天，他站在人生的分路口。一边是到浙江大学，去当竺可桢的学生——彼时已西迁办学，书桌虽不安稳，却仍是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另一边是延安，是抗日军政大学，是枪炮声里的课堂，是随时可能牺牲的前线。他悲天悯人，疾恶如仇。一个有志向、有见识的青年，在这样的时代里，怎么可能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
他选择了延安。这一抉择放在那个年代，重如千钧。要知道，浙大不是轻易能上的。一个从宜兴陆平走出的青年，能上这样的学府，背后付出多少辛苦？出路不愁，未来可期，可他还是放弃了。不是不珍惜，是因为有更值得珍惜的东西。
1938年9月，他从湖北出发，一路向西，10月到达延安抗大总校。毕业后在抗大总校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42年5月，日寇对晋东南发动大扫荡，他带领小分队在运粮返回途中遭日寇包围，不幸被俘，后被押至石家庄。敌人软硬兼施，不断严刑拷打与诱导劝降，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27岁。
（四）
永远27岁的太太公，让我分外思念。如果当年他选择去浙大，也许会成为一位教授、一位学者，在书斋里度过一生。可他没有，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那条更艰苦、更危险的路，那条通往博大、自由、大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荆棘替代了鲜花，浪涛淹没了欢笑，鲜血染红了大地，最终为你我铺就了一条抵达幸福家园的大道。
从宜兴到延安、邢台，从族谱到抗大特刊、校史、公众号，从宜兴市档案史志馆到抗大陈列馆再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执着的追寻，最终连成一条线。传承原来不仅仅靠血缘，更是靠无数人的善意和坚持，让断裂的记忆重新接续。
在历史的洪流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这是太太公的幸运，更是无数牺牲的仁人志士的幸运。（肖靖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