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老人常说，我姑姑年轻时是“一朵花”，个子高挑，两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眼睛像太湖的水，清亮亮的。她插秧比谁都快，挑土方也不输男人。
1965年春天，姑姑嫁给了当兵的姑父。嫁妆是一床新棉被、两身花衣裳。姑父穿着军装来接亲，胸前的红花衬得姑姑的脸格外红。
婚后不到三个月，姑父回了部队，后来转业到外地一家兵工企业，一年也只能回来一次。
从此，姑姑的日子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在遥远的军营，一半在渎边的老屋，还带着两个刚会走路的娃娃。
我记忆里的姑姑，总是天不亮就起身。先给灶膛添火熬粥，再去河边洗衣。棒槌声“梆梆梆”地荡在晨雾里。洗完衣服，她又去自留地忙活。等孩子们醒来，她已经从田里回来了，裤脚沾满露水和泥巴。
最难的是双抢时节。姑姑一个人，要割完两亩地的稻子。中午日头最毒，她戴着草帽弯腰割稻，镰刀声“刷刷”地响。
晚上等家里收拾停当，姑姑还要在煤油灯下纳鞋底。两个孩子正是费鞋的年纪。
二十多年，八千多个日夜。姑姑的长辫剪短了，又渐渐花白。但田里的活没耽误过，家里的米缸没空过。只是夜深人静时，她大概会朝姑父在的方向望一望——一个人的日子，终究是太辛苦了。
儿女二十出头时，姑父终于调回来了。姑姑肩上的担子，忽然轻了一大半。
后来，孩子们成家、生子，姑姑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去年，姑姑的重孙女满月。四世同堂，摆了十几桌。她抱着襁褓里的娃娃，笑得眼睛眯成缝。小辈们争着合影，她不好意思地捋捋头发：“老太婆了，有什么好拍的。”
可在我眼里，快八十岁的姑姑依然很美。那种美不在眉眼，而在她挺直的腰背，在她不慌不忙的步子里，在经历一切后依然清亮的眼神中。
这就是我的姑姑。太湖水养育了她，也映照了她的一生。她是普通的农村女子，也是那个时代里千万军嫂中的一个。她用一副肩膀，默默扛起了一整个家的天。（四月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