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苏州的双塔街道，一条并不宽敞的巷子里传来悠远的钟声。逶迤的黄墙是它独有的底色，与对面白墙黛瓦的居民楼相映成趣，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处文化地标。它叫苏公弄，为纪念苏东坡而得名。
东坡未曾到过这里，关于他的故事却在这里不断回响——只因九百多年前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一位来自宜兴的普通人，用双脚走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那句“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从此成为这条小巷永恒的背景音。
黄墙之内，定慧寺庭院静好，清风拂过，两棵古银杏树叶簌簌作响，仿佛仍在诉说当年。
缘起信念
提及东坡的宜兴好友，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蒋之奇和单锡，“鸡黍之约”时比肩而坐，画面唯美；又或者会想到邵刚和邵光，手植海棠的绵绵情谊流芳千古。但有一人，他既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与东坡匹配的才情，甚至连生卒年月都无法考证，却靠着一双行走的脚，在东坡拥挤的朋友圈中，为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
他叫卓契顺，宜兴人，宋代苏州定慧寺的净人，即寺中未出家而承担劳役的人员。在“芸芸众僧”中，他平凡得几乎被忽略。与东坡素昧平生的他，名字或许只从守钦长老口中听过。然而，一场跨越数千里的山海奔赴，将他永远定格在了东坡的诗文中：“云何定慧师，尚欠行脚债。”
缘分始于绍圣元年（1094）东坡贬谪惠州。此时的他已看透仕途沉浮，主动切断了与外界的多数联系，包括他的挚友亲朋。自己逞口舌笔墨之快，亲友却遭牵累连坐之苦，他实在于心不忍。孤独与苦难，他宁愿独自承担，方能宽解郁积于心的愧疚之情。唯有对家人，他始终牵挂——尤其是随儿子苏迈定居宜兴的眷属。宜兴，是他心中的归老之地、心安之所。然而，关山阻隔、音信难通，苏迈久久不知父亲安危，只得求助时任苏州通判的东坡友人钱济明。
一日，钱济明与定慧寺守钦长老言及此事，一旁的卓契顺静静聆听。忽然，他说出了那句宣言般的话：“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声音平静，却字字千钧。
没人深究他为何挺身而出，应下“岭海传书”的使命，或许因为这份奋不顾身的勇气本身已超越一切理由。但若将时光倒回定慧寺那个瞬间，这句承诺显得何其沉重。
年轻的卓契顺可能并不知道，这次的跋涉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从地图上看，苏州到惠州的距离大约为1400公里。而在遥远的宋代，交通闭塞，惠州还只是南荒之地，其中路途想必远超今日之1400公里，且他孤身徒步，无车马可倚，无仆从相伴，其间山岭重叠、瘴疠弥漫，无异于九死一生。是为了一个从未谋面、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苏东坡吗？
或许不尽然。对修行人卓契顺而言，“一见东坡”是信念，是众望，也是一种“南天取经”——超越了“粉丝”对“偶像”单纯的景仰和追寻，更接近于修行者的愿行。此外，作为宜兴人，他或许也从家乡苏迈一家人的忧盼中，感受到一份沉重的托付。孑然一身的他，比担负家室的苏迈更能了无牵挂地踏上这段险途。
是猜测也好，是臆想也罢，行者卓契顺迈开双脚上路了。他带上东坡家人的亲笔书信，带上守钦长老写给东坡的《拟寒山十颂》诗，还有东坡知己佛印的亲笔信，更带上苏州和宜兴两地对东坡的牵挂与敬意，踏上了旅程，去惠州寻找那个未曾谋面的苏东坡。
一见东坡
这趟旅途有多艰险？后人只能从东坡的寥寥数语中窥见一二。
东坡在他的文章《书〈归去来辞〉赠契顺》中留下了简单的记叙：“绍圣三年三月二日，契顺涉江度岭，徒行露宿，僵仆瘴雾，黧面茧足以至惠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卓契顺是修行之人，没有丰厚的盘缠，有的是风餐露宿。一路行来，山贼野兽，危机四伏，即使染瘴生病，也没有一刻停止他向前的脚步。三个月的时间，从诗意的江南水乡到瘴气弥漫的惠州，这可能是野外生存史上一个沉默的“奇迹”，若是当年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卓契顺应有一席之地。
当苏东坡见到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卓契顺出现在面前时，心酸与感动翻涌，看他那么朴拙的样子，却仍以东坡式的幽默开口：“将什么土物来？”卓契顺无可奈何，摊展空空两手。轼曰：“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再次回味这段两人见面的场景，互动画面感十足，轻松诙谐，却暗藏深意。卓契顺真的空手而来吗？不，除了诗、信，他带来了比任何物件都更珍贵的东西：来自宜兴亲人的牵挂。这对当时的东坡而言，不啻黑夜中的一盏暖灯。
在动身前往英州（绍圣元年，苏东坡初贬英州，途中改贬惠州）的路上，东坡在《慈湖夹阻风》中写下：“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当一个人被命运投弃于水天无际的荒江上，不知如何才能突破迷茫，彷徨中，突然看到有卖饼的小船过来，知道前面有村落人家。这短短的二十八字，表达了东坡当时被困在命运的黑雾里寻找一线生机的渴望。而卓契顺，其实也是那只突然出现的“卖饼小船”告诉他：前方仍有灯火，人间犹有关怀。这份走数千里报平安的情谊，珍贵得无可比拟。
当卓契顺准备返回时，东坡问他有何所求。他答：“契顺惟无所求而后来惠州，若有所求，当走都下矣。”意思就是，正是无所求才会来惠州这荒凉之地，如果有所求，就去京城了。正是无所求，才能涉江度岭而不怕，徒行露宿而不苦，僵仆瘴雾而不顾。在东坡的再三追问下，他才说：“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明远载米以周之。鲁公怜其意，遗以尺书，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今契顺虽无米与公，然区区万里之勤，傥可以援明远例，得数字乎？”他愿效唐代蔡明远求颜真卿墨宝的故事，得数字足矣。
于是东坡挥毫，为他书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也称作《归去来辞》）。这不仅是馈赠，更是祝福：愿这份笔墨伴他归途平安，无畏无惧。
更令人动容的是，卓契顺带着《归去来兮辞》，在返程途中特意绕道江西，将墨宝留在了陶渊明故里。或许他觉得这样做，才是对这幅墨宝最好的安排。也有说法称真迹最终藏于定慧寺。无论哪种，他皆未将其据为己有。
空空而来，亦空空而去。在许多人眼中，卓契顺有些“痴傻”。但正是这份“痴傻”，成就了一种纯粹的、不被利益玷污的奔赴。东坡以《书〈归去来辞〉赠契顺》记之，使他成为一个因东坡诗文而不朽的普通人。
归去来兮
卓契顺后来去了哪里？无人知晓。自惠州归来后，他仿佛消失于历史缝隙。是回定慧寺继续洒扫，还是回到宜兴故里，或是云游四海、隐入烟霞？再无记载。他的人生高光，似乎就定格在“一见东坡”的片段里。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东坡接到遇赦诰命，六月二十日，正式从海南澄迈渡海北归。那些年，他从惠州再贬儋州，却从未失去希望，即便一直身处泥淖，也能潇洒仰头看云。他也从没有忘记当年“岭海传书”的卓契顺。
舟近江南，东坡在致钱济明的信中再次提起了守钦长老和卓契顺：“旧有诗八首寄之，已写付卓契顺，临发，乃取而焚之，盖亦知其必厄于此等也……钦诗乃极佳，寻本未获。有法嗣否？当载之其语录中。契顺又不知安在矣。吾济明刻舟求剑，皆可笑者也。”当年苏东坡看到卓契顺带来的《拟寒山十颂》诗，颇为欣赏，特写下《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想赠于守钦长老，原已交与契顺嘱他带回去，但思来想去，害怕会连累对方，最终将已经写好的诗书取回付之一炬。之后，守钦长老却没能如东坡所想逃过劫难，有可能因“岭海传书”之事，如同参寥子一样被迫还俗，流落异乡，最终坐化于寿州，未能与东坡见上一面。
而那个勇敢的小人物卓契顺，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他或许已随守钦长老而去，否则，若知东坡归来，即便是千山万水，又怎能拦住他再度奔赴的脚步？又或许他不愿成为东坡之累，已经云游四海，无法知晓东坡依然挂念着他。“刻舟求剑”四字里，浸着东坡深深的怅惘。那位义无反顾走向他的陌生人，早已如刀刻斧凿，留在他心底，直至生命尽头。数月后，东坡病逝于常州，再见一面的心愿终未实现。
又过去很多年，定慧寺年久失修，香火零落，“岭海传书”之事更是许久未被寺僧们提起了。明代的江南巡抚周忱作为东坡追随者，熟读坡翁诗文，了解“岭海传书”旧事，还曾在江西彭泽见过东坡手书的《归去来辞》刻本。来到苏州后，周忱当然不会错过寻访其遗迹的机会，但并没有找到任何令人激动的痕迹。这对周忱和所有热爱苏东坡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遗憾。在与僧人闲谈时，周忱得知“寺中旧藏墨本故在”。寺里僧人坚信，这墨本应该就是卓契顺用苦行换来的那幅东坡墨迹。这幅墨本跟周忱在彭泽所见的刻本不尽相同，但“字体清奇，别有一种遒迈”，于是其命人“买石刻之”，留存寺中，让天下因热爱东坡而走入定慧寺的每一个人，都不再“空手而归”。此碑原石，现已不存，好在尚有拓片遗世。
人们总在寻找苏东坡——因为从这位才华横溢、乐观洒脱的命运多舛者身上，世人总能获得直面命运的力量。他是许多人的“药”。
但有一个人，他曾是东坡的“药”。他用三个月，走出了东坡一生未能偿还的“行脚债”，也走出了超越时空的、朴素而高贵的情义。
他叫卓契顺，来自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