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在词中如是道。这位一生辗转四方的大文豪，将内心深处最温热的田园梦想，寄放于阳羡山水。虽因宦海浮沉，东坡没能在此终老，但这“未竟的归处”与他之间却生出了一种更为悠长而深刻的情缘。
宜兴人始终记得东坡。记得他渡团氿、访好友、游溶洞、探陶坊、种海棠、置田地、助修桥；记得他“此山似蜀”的感叹、“竹符换水”的雅事、“海棠无恙乎”的牵挂……在这里，东坡不只是史册里的名字，更是活在街谈巷语、水土风物里的故人。
即日起，本报阳羡版策划并推出“溪山千载·阳羡梦寻”系列报道，探寻苏轼与宜兴的深厚渊源，让大家“看见”一个更鲜活的东坡。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田园之梦。而对苏东坡而言，这个梦最终安放在了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宜兴（古称阳羡）。其传世墨迹《阳羡帖》中写道：“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托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
这段文字不仅印证了苏东坡确实在宜兴购置田产，更暗示他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多次多地经营，那些分散在阳羡大地的村落，黄土、塘头、蜀风……都留有东坡买田的印记。
今天，让我们拂去千年尘埃，重返元丰七年（1084），探寻那块被苏东坡选中、深藏于群山之间的田产。
一篇奏札锁定的时间：
元丰七年
北宋元祐八年（1093），苏东坡在《辨黄庆基弹劾札子》中，面对御史黄庆基所罗织的“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土地”之指控，郑重自辩：“此事元系臣任团练副使日罪废之中”。回溯元丰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宋神宗御笔批示“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将他从黄州改调汝州。这一转折，结束了苏东坡几近死罪的贬谪生涯。因此，他所谓“罪废之中”购田的时间，锁定在元丰七年，应无疑议。
这一年，苏东坡人生的阴霾渐散，但历经宦海浮沉，心境已趋淡泊，归隐之愿愈发强烈。早在黄州，他便躬耕东坡，也曾计划于城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购置田产，“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惜未成功。随后，他有意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置产，与退居于此的王安石唱和往来，有诗云：“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在致王安石的信中亦提及“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却仍“既已不遂”。他又转望真州（今江苏仪征），“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依旧未果。其间，好友佛印欲为他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买田，退居许昌的范镇也来信邀他定居，皆未成行。
最终，是宜兴——这个苏东坡曾与蒋之奇、单锡有“鸡黍之约”的地方，圆了他的田园梦。尽管此次购田过程并不顺遂，遭遇曹姓田主“昏赖争夺”，他不得不致书本路转运使请求公断，并申报尚书省。后经查实，曹姓确属无理取闹。苏东坡同情小民无知、意在求财，在官断之后，仍允许对方按原价赎回。可以明确的是，苏东坡在1084年于宜兴购田一事，确凿无疑。从后来他和友人的书信往来中看，这块地应该没有被收回，或许是曹姓田主知错而改了吧。
苏辙笔下的地点：
近张公善卷西洞天
这块田地位于何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中给出了线索：“誓将老阳羡，洞天隐苍崖”，并自注：“兄已买田阳羡，近张公善卷西洞天。” 结合苏东坡致好友王巩（字定国）信中所言“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可以确定这是一块山田，坐落于今日宜兴的湖?镇或张渚镇一带，那里群山环抱，溶洞奇绝。
进一步缩小范围，两个村落的名字浮出水面。一为“黄土村”。南宋周必大《省斋文稿》引宋代宜兴主簿朱冠卿所编《宜兴县图经》载：“黄土去县五十五里。东坡与单秀才步田至焉。”然而，查阅宜兴旧志，县西南两洞所在地旧称为“永丰乡”“清泉乡”“均山乡”的区域并无名为“黄土”的村落，倒是在县东北的“洞山乡”、县东的“万金乡”有“黄土村”地名，或许周必大文中指向的是另外一次购田。另外一个村名为“黄墅村”（今已并入祝陵村）。诸多文章与民间传说均指“黄墅村”为东坡买田处，经问询祝陵村相关人员，他们表示，“黄墅村”旧名亦曾为“黄土村”。根据苏东坡兄弟两人都明确表示此次所购田产近溶洞、在山中，结合村名的演变，可以认为此次买田地点为紧邻善卷洞的“黄墅村”。
或许，执着于精确地点已非最关键。南宋韩元吉《苏岘墓志铭》载东坡“买田欲居，仅数百亩，居数楹也”；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则记“昔东坡买田阳羡，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子孙居此”。结合北宋亩产（范仲淹言中田一亩取粟一斛），可推算出苏东坡在宜兴所购田产应有数百亩，显系多次购得。从他与贾收、秦观、王巩、潘彦明等人的通信中，亦可窥见其当时的忙碌与期盼：“董田已遣人去问，宜兴亲情若果尔，当乘舟径往成之。”“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山田之后，又谋划购置其他多处田地。“仆已买田阳羡……幸而许者，遂筑室于荆溪之上而老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即将开始的田园生活的憧憬。
这清幽的阳羡山水，深深契合了苏东坡的归隐志趣。遥想当年，他策杖凝望这片土地，内心该是何等欣喜。在《与王定国》中，他写道：“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石，似可足食。”这一方田地，不仅承载了他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更编织了他对余生无数美好的梦想。
黄墅田产的回响：
不如归去
这块在山林中购置的黄墅田产，直接影响了苏东坡此后的人生轨迹，牵引着他最终的归宿。
元丰七年十月十二日，苏东坡挥毫写下《楚颂帖》，内心豁然：“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他认定阳羡是命中注定的归老之地。同月十九日，行至扬州，他便正式上表，乞求定居于常州宜兴。此时，距他离开黄州已十个月。这十个月间，他一路东行，北上南下，遍游庐山、筠州、江州、金陵、真州、润州，会见参寥、王安石、蒋之奇、佛印等故交，最终实现了“买田阳羡”的夙愿。
万事俱备，只欠归隐。其时，苏辙刚任歙州（今安徽歙县）绩溪令，两地相近，正好实践兄弟“夜雨对床”的旧约。苏东坡与好友滕元发商议乞居事宜：“近在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议。若未有报，至南都当再一入也。”直接面议可见其重视程度。然而，当时政治氛围依然微妙，“奏邸拘微文，不肯投进”，初次上表未果。他只得继续北上，并更审慎地修改表状，言辞愈发恳切悲凉：“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 他再次重申：“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终于在当年十二月上旬抵达泗州时，通过登闻鼓院投递了这份饱含血泪的请求。
元丰八年（1085）的泗州，大雪纷飞。苏东坡在舟中度过新春后，继续北行。或许是他的表文太过凄切动人，神宗皇帝竟迅速批准：“书朝奏，夕报可。”正月十九日，苏东坡告知徐州开元寺僧法明：“仆得请居常州，暂至南京，即还南。” 这一年，苏东坡四十八岁了，行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得知恩准，他毫不犹豫，立即转身南返。欣喜之情，宛如少年，脚步生风，归心似箭。他写下《满庭芳》，词序言：“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文中吟唱：“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 尽管官职仍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但他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喜悦与奔放。他和诗王诜（字晋卿）：“上书得自便，归老湖山曲。躬耕二亩田，自种十年木。” 在南归宜兴途中，又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在《菩萨蛮》中更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 宜兴，已成为他梦想中的乐土。朋友们纷纷道贺，黄庭坚赞其得遂所愿：“罨画初游冰欲泮，浣花何处月还新。”一幅自由闲适的生活图景，仿佛已在眼前展开。
回溯过往，从1057年琼林宴上与蒋之奇、单锡订立“鸡黍之约”，到熙宁六年（1073）任杭州通判时奉命至常、润赈灾，初访宜兴，苏东坡便被这里的溪山胜景与淳朴民风深深吸引，埋藏心底的“买田阳羡”之愿自此生根发芽。在《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他向好友兼上司陈襄倾诉：“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当出知湖州的章惇闻讯赋诗：“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苏东坡和道：“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道出了身在宦海、心系田园的矛盾与无奈。而今，这一切终于梦想成真。
苏东坡对朝廷的恩准十分感激，连上两道谢表。然而，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此次归隐仅持续了数月。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废除新法，起用旧臣。苏东坡再次被卷入政治漩涡，开启了人生又一次大起大落的旅程。
但无论此后他身处天涯海角，宜兴始终是他魂牵梦绕、可托付身心的“第二故乡”。而“买田阳羡”也由此凝为一个成语，成为后世文人辞官归隐时引用的风雅典故，更升华为一种寄情山水、追求精神自由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