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高考失利后，我选择了投笔从戎。离家前父母叮嘱：“在部队好好干，干出点名堂。”这句话被我牢牢记在心里。
新兵连时，每天清早要打扫连队院子，扫把却只有几把。我晚上悄悄把一把扫把放在枕头下，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为此，我常得到连队点名表扬。
周日空闲时，我还独自去打扫连队的二十多间猪舍。我干了好几个月，心里盼着能在总结会上被表扬一次。不料一位老兵在排务会上严厉批评我“图虚荣”。那是我第一次挨批，当晚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后来我憋足劲，一年后考上军校。去长沙上学的绿皮火车上挤满了乘客，气味混杂，走道也堆着垃圾。我见到一位抱孩子的妇女站了很久，便把座位让给她。自己无处落脚，便拿起列车员的扫把，从第一节车厢扫到第十三节，整整扫了一夜。列车的广播里，几次表扬我的行为。当时，我心里只想着要向雷锋学习，从小事做起。
军校毕业后，我随部队到云南边防参战。在艰苦的“猫耳洞”生活中，竟渐渐爱上绘画。后来我与画家钟长生合作，创作《钟长生山水画欣赏》诗画合集。有名家建议我，请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院长张仃先生为这本书题词。
那年冬天，我因公进京。忙完公事后，我趁夜踏着尺深积雪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宿舍楼。楼下几位妇女正吃力地扫着雪。我一看这阵势便来了劲，索性脱下军装接过扫把，花了个把小时把道路上的积雪扫干净。其中一位老太太问我来意，我说想请张仃先生题词。老太太听罢，便指了指边上一位中年女士告诉我，她就是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常沙娜。
常院长见我一脸诚恳，笑着说：“张仃先生就住我对门，我带你去找他。”张先生见到穿军装的我十分热情，听明来意后欣然答应。次日清晨，我匆匆赶到张仃老先生家，他已写好一幅四尺对开的“气象万千”大篆书法作品。那一刻，我心里特别开心。
再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回到老家陶都宜兴自主创业，搞起了民间文化艺术沙龙。创业的事又多又杂，我便请了保洁阿姨，这样一来，扫把就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如今我年岁渐长，清晨散步时，常见环卫工人握着扫把打扫，总会想起那三把扫把的故事——它们不起眼，却扫过了我的青春，扫出了一段段深深浅浅的人生路。（笑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