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微明时，母亲已经醒来。一同醒来的，还有灶膛里的火。暗红的火光一跳一跳，舔着母亲的侧脸，把那些熟悉的皱纹映得深深浅浅。锅里的水咕嘟起来了，白色的蒸汽一股股往上顶，漫过悬在梁下的腊肉、香肠，在空气中结成一片迷蒙的暖雾。这是年里最后的热闹。
母亲往我碗里夹腊肉，肥的透亮，瘦的酱红；又用筷子扎实地压上白饭，堆得冒尖，一座小小的、温热的丘。“多吃些”，她说，“路上就吃不到这一口了”。
我的目光，一直落在灶台边那只鼓囊囊的行李袋上。昨晚，它就躺在那里，母亲围着它打转，将一整个家的气味，一点点夯进去。自家炒的南瓜子，用旧报纸包成四方的小包；年前熏的豆腐干，硬硬的，带着柏树枝的烟气；几双她新纳的鞋垫，针脚密密的，仿佛还留有指尖的余温；还有一大罐猪油，封在洗净的玻璃瓶里，瓶口缠着厚厚的布。她每塞进一样，行李袋就胀大一分，也沉重一分。那不再是简单的行李，那是故乡可以携带的部分，是母亲能给出的所有温暖的形状。
可母亲总嫌不够。“外面天冷，胃里要有暖东西垫着。”这话，她念叨了十几年。从前我嫌沉，偷偷把东西拿出来，她便生了许久的闷气，说我不懂“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后来我才明白，那行囊是她手臂的延长。
太阳爬上山尖，到了我离开的时间。父亲提着行李袋送我，母亲跟在后面，手里又变出两个温热的茶叶蛋，不由分说塞进我大衣口袋。蛋壳滚烫，隔着衣料，烫着我的心口。
村口的老樟树下，早班车已候得快失了耐心。父亲把袋子递给我，手在半空中顿了顿，那沉甸甸的重量，仿佛交接的不是行李，而是一份无需言说的托付。母亲替我理了理其实并不乱的衣领，“走吧。”她说，“到了来个信。”
车发动了，我隔着起雾的车窗回头望。他们并立在那棵光秃秃的老樟树下，身影在寒冷的晨气里，显得那样薄，又那样稳，像两株静默的、生了根的植物。母亲忽然抬手挥了挥，父亲也跟着抬起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和灰扑扑的村庄、和整个熟悉的世界，融成了一片模糊的底色。
我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两颗温热的茶叶蛋，一种奇异的、混合着怅惘与踏实的感觉，慢慢从心底浮起来。
故乡与母亲，总是用这样一种沉默而固执的方式，将自己掰开、揉碎，塞进游子的行囊。这行囊里，装着的从来不是告别的枯槁，而是下一次重逢时，可以重新烹煮、可以娓娓道来的、沉甸甸的暖意。带着它，可以走向任何一个，未知而明亮的清晨。（杨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