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之奇（1031—1104），字颖叔，号荆溪居士，北宋常州宜兴人。庆历八年（1048），蒋之奇高中解元，嘉祐二年（1057），举进士第。他是与苏轼、钱勰、王钦臣三人并称“元祐四友”的文学家、书法家。
蒋之奇的一生为学勤勉精进、博闻强识；为官文武皆备、勤廉能干；为人敢言守信、结交广泛。仕途跌宕起伏，事业波澜壮阔，人生丰富多彩。他与苏轼的友谊，更是流传千年， 至今世人仍津津乐道。
鸡黍之约传佳话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琼林宴上，一对青年才俊比席而坐，他们推杯换盏，谈笑风生。蒋姓进士极言家乡山川秀丽、民丰物阜，适合养老，热情邀请苏姓进士做客宜兴，“同约卜居阳羡”（致仕后一起归隐宜兴），苏姓进士欣然应允。这对青年才俊就是蒋之奇和苏轼。
这一年，蒋之奇和苏轼同擢进士第，主考官是欧阳修、梅尧臣，录取榜单上章衡、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章惇等名字赫然在列。
琼林宴是苏蒋二人的首次见面吗？无从查考，大概率是第一次会面。那两人一见如故，仅仅是因为相邻而坐？笔者认为不完全是，他们很有可能谈及到了各自的家世，言谈之中，发现彼此的父辈居然是有交集的。这次邻席，如果不是纯属巧合，那一定是上苍刻意的安排。
蒋之奇出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其家族是宜兴最著名的名门望族，祖父蒋九皋曾为江宁令，父亲蒋滂亦任过江宁主簿。父亲过世后，立嗣给伯父蒋堂。蒋堂是宋代宜兴的第一位进士，是当时一位颇具名望的诗人、学者和名宦，对蒋之奇的成长成才和为人处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蒋堂在蜀地为官多年，曾担任过眉州通判。天圣元年（1023），苏轼的伯父苏涣赴成都参加乡试，主考官正是蒋堂。蒋堂翻阅到苏涣的试卷时，被其妙文所折服，立时欲录取其为第一。苏涣却说：“有父兄在，杨异、宋辅与吾游，不愿先之。”（见苏辙《伯父墓表》）蒋堂听后，对苏涣的谦卑礼让愈发喜爱，苏涣也视蒋堂为知遇之人。最终苏涣被录取为乡试第三。第二年春，苏涣进士及第，曾亲笔写信给蒋堂以表谢意。苏涣去世13年后，苏轼做客宜兴，在湖?单锡家中意外发现了这封信，受邀写下《题伯父谢启后》，并以重金买下该信，后赠予苏涣之子。
34年后，蒋堂、苏涣两人的侄子在琼林苑里相遇了，因为家族渊源，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立下鸡黍之约，开启了一生的友谊。
政治殊途犹相惜
欧阳修是仁宗嘉祐二年的科考主考官，新科进士苏轼、蒋之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门生。1064年，蒋之奇得到了刚刚即位的宋英宗的赏识，被擢升为监察御史。英宗非仁宗嫡出，出于对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孝顺，仍想称其为父。围绕英宗应称“濮王”为“父（皇考）”还是“伯父（皇伯）”的问题，朝臣们展开了激烈辩论，这就是宋代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以欧阳修、韩琦为代表的一派从血缘人情出发，认为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父亲；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派基于儒家宗法角度坚持认为英宗应称其生父为“伯父”。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人多势众，逐渐占据上风。在这场论争中，蒋之奇坚定地站在恩师欧阳修的一边，被欧阳修引为政治上可靠的同盟，也正因为如此，他多次在英宗面前举荐蒋之奇。
历史的剧情很快出现了反转，1067年，宋神宗即位，担任殿中侍御史的蒋之奇居然听信御史中丞彭思永的一面之词，上书弹劾欧阳修“帷薄不修”（与长媳乱伦）。这种攻击，对封建士大夫的人格尊严当属极大的侮辱，而罪名一旦坐实，后果相当严重。这就逼着欧阳修连上10多道札子，为自己辩解，要求皇帝彻查此事。最后查明，此事乃小人挟私报复，造谣诬陷所引发，并无实据。欧阳修仍被外放亳州，政治生命事实上终结。
而蒋之奇也为自己的轻率莽撞付出了代价，降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作为御史，蒋之奇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背叛恩师，无疑为道德所不容，蒋之奇“遂为清议所非”（被舆论视为小人）。当“帷薄不修”案在朝堂上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苏轼已和弟弟苏辙扶着父亲苏洵的灵柩返乡守孝。
蒋之奇外放不久便重新回到京都。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在全国推行新法。这是蒋之奇的机遇，随着王安石主政，蒋很快被任命为福建转运判官，他在任上积极落实新法措施，显示出了极高的理财本领。不久，蒋之奇升任淮东转运副使，由于漕运工作卓有成效，他被一路提升，逐渐成为主管全国漕运的重要官员。此时的蒋之奇已是新党集团的得力干将，苏轼却对王安石变法有诸多不满，这样蒋之奇和苏轼在政治上就站到了对立面，渐行渐远了。尽管两人俨然成为政敌，但双方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甚至可能连加害对方的想法都没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各走各路，“和而不同”。在“乌台诗案”中，作为新党成员，时任淮南转运副使的蒋之奇没有落井下石，弹劾苏轼，当然，出于谨慎也并未积极设法营救。事后，苏轼曾写道，“言事者”（新党）罗织罪名，手段阴险，讽刺新党人物“曲学阿世”，也并未将矛头指向蒋之奇。
宋徽宗时，蔡京开始受到重用。崇宁元年（1102），蔡京等人发动了针对元祐党（旧党）人的政治清算，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列为奸党，刻名碑上，史称“元祐党人碑”（又称“元祐党籍碑”）。被列入奸党名单的，不仅包括旧党，也包括一些新党人物，如蒋之奇等，甚至包括蔡京的异己者。此时，苏轼已病逝于常州一年。不同政见者蒋之奇和苏轼大概做梦都没想到，两人会同列奸党碑，新党乎？旧党乎？一时间灰飞烟灭，到底成了政治博弈、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同气连枝情长在
因为“帷薄不修”案以及政治立场的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苏蒋二人的交往平淡如水，但他们互相尊重彼此的才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日俱增。苏轼交游甚广，能够一直善待他的，蒋之奇是其中之一。两人都有各自的朋友圈，朋友圈又有交集。临近晚年，两人的交往更是密切起来。笔者依据史料的记载，就蒋之奇和苏轼之间的交往作了一番探讨和梳理。
琼林宴上的初晤后，蒋之奇和苏轼还有若干次会面。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担任汝州团练副使的苏轼，于7月来到金陵，先拜访了王安石，同年8月，会晤了驻扎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市）的淮南转运副使蒋之奇。第二年，蒋之奇渡江南来，与苏轼同访镇江金山寺，会了元和尚，相谈甚欢。该年中秋后，苏轼渡江至泰州，晤徐守信，又回真州，再次与蒋之奇会面，作有《次韵蒋颖叔》诗，商定刻印佛典《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事宜。这年夏秋，苏轼一直寄居在真州。元祐七年（1092），蒋之奇任户部侍郎，“元祐四友”齐聚京师，时常欢聚。
除了会晤，蒋之奇和苏轼的诗文唱和，更是多有流传。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不久的蒋之奇归省，苏轼作诗相赠，题为《送蒋颖叔荣归》：“裔出钟山远，源流滆水赊。江南无二蒋，尽是九侯家。”之后，由于政治上的隔阂，两人的诗文唱和鲜见于历史记载，直至多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元丰六年（1083），蒋之奇在京受恩赐并升官，随即写书信和诗文寄予苏轼，以分享喜悦，可惜诗文已散佚，但苏轼作《贺蒋发运启》流传到了今日。
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真州时，为蒋之奇的文集《荆溪外集》作跋。这一年10月，苏轼在宜兴前后写有诗文多篇，苏以书赠蒋之奇，成为传世名帖《楚颂帖》。
前文提到元丰八年（1085）中秋后，苏轼在真州晤蒋之奇时，创作了《次韵蒋颖叔》。诗云：“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诗中既表达了对朋友的勉励和期许，也暗含了自己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诗中所提“琼林花草”，就是苏东坡回忆当年与蒋之奇同在琼林苑宴饮时的场景：宴会上蒋之奇向苏东坡介绍了宜兴的山水风光和宜人景色，并立下了“相聚阳羡、卜居垂钓”的约定。
时年苏轼48岁，没过多久便被朝廷重新启用，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进入朝廷中枢。而皇帝亦欲重用蒋之奇，擢升他为天章阁待制，知潭州，苏轼为其草制（起草任命文书），赞蒋“艺于从政，敏而有功”，可惜由于蒋之奇遭到弹劾，这一任命最后作废。8月，蒋之奇以集贤殿修撰出知广州，苏轼再为其制敕。
元祐七年（1092）冬，蒋之奇将赴熙州任职，苏轼、钱勰等好友为其饯行，苏轼作《送蒋颖叔帅熙河（并引）》《再送蒋颖叔帅熙河二首》。蒋之奇离京赴任之时，天降大雪，友人俱出城相送，苏轼因病未至，后作和诗《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二首》：“玉关不用一丸泥，自有长城鸟鼠西。剩与故人寻土物，腊糟红曲寄驼蹄。”“多买黄封作洗泥，使君来自陇山西。高才得兔人人羡，争欲寻踪觅旧蹄。”
而宜兴人津津乐道的，还有蒋之奇助苏轼买田的故事。在苏轼落难之际，蒋之奇多次伸出援手，为老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元丰七年，苏轼在阳羡买田置宅，得到了蒋之奇、湖州知州滕元发（范仲淹外甥）、宜兴知县李去盈的帮助，苏轼亲赴宜兴实地踏看，归常州途中，难掩内心的喜悦，挥笔写下《楚颂帖》，还因此创作了《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一诗。
作为封建士大夫阶层，蒋之奇与苏轼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的喜好。吟诗唱和自不必言，两人都工于书法，喜爱美食，爱石成癖，尊崇佛教，乐山近水。
在两人的诗作中，有不少诗是关于驼蹄、槟榔、饮茶的。比如，“斗茶”在宋代士大夫中很流行。苏轼对饮茶是出了名的讲究，尤其钟爱阳羡茶：“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而蒋之奇的“煮茶香透一杯云”也绝非虚言。
苏轼一生钟爱奇石，蒋之奇也是石头的发烧友。苏轼曾在灵璧作《丑石风竹图》，主人张氏将一灵璧石赠与苏轼，苏轼载归阳羡，遇知县李去盈，遂将此石置于县衙内。苏轼与蒋之奇曾同为一块奇石题名，该石名曰“小蓬莱”。
蒋之奇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熟悉佛教、道教的各种典故。他每到一地，便遍访名寺名僧。苏轼亦信佛，与不少高僧亦有往来，法秀、了元（佛印）等高僧就是苏轼与蒋之奇共同的朋友。元丰八年，《楞伽经》刻成，该经未刻成之前，蒋之奇就为其作序，苏轼则撰写了后序。元符二年（1099），蒋之奇出巡龙山香山寺，亲自为唐传本《香山大悲菩萨传》润色。
作为同年进士，蒋之奇和苏轼在变幻莫测、充满险恶的北宋官场上共同经历了宦海浮沉。他们都曾进入朝廷中枢，位极人臣，也都曾经受过打击，遭到贬谪。当然，由于蒋之奇的真才实干，政声卓著，又长期在地方上任职，所受的政治冲击要小些。两人都多才多艺，如果非要做个比较，在用人、理财、治边上，蒋之奇稍胜一筹，政绩相对突出；而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显然苏轼的成就更高。两人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不分轩轾，各有千秋吧！
蒋与苏的交往堪称北宋复杂政治舞台上演绎的一出温情剧，是当时错综复杂的封建士大夫关系中结出的一枚善果，体现了“政见与文艺分野”的特点。当回首这段历史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古代杰出人物在身处逆境时的从容豁达，宠辱不惊，以及对原则的坚守、对多元人性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