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桩往事，一段岁月。指尖拂过案头那些泛黄的剪报和采访笔记，上世纪跑新闻的日子就像老电影般在眼前流转。作为一名在《宜兴日报》扎根多年的老记者，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记得手里的笔杆从未敢轻易放下。回望几十年的采访生涯，有几次经历始终刻在我心里，它们不像什么辉煌的“功绩”，更像是我作为新闻人交出的“答卷”。它们不断提醒着我“记者本分”——不管什么时候，脚下要沾着泥土，眼里要装着群众，手里的笔要写得真实、写得有温度。这些“答卷”，既给过去的自己看，也希望能给后来的新闻人提个醒：咱们这行，守好初心，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难以跨越的“坎”
上世纪中后期，全国的招商引资活动风起云涌。当时，我是《宜兴日报》的记者，曾几次随宜兴市委组织的招商团到深圳、福建等地去招商。
最后一次招商，是无锡市委组团去深圳，锡山、惠山、宜兴作为分团一同前往，宜兴分团成立了四个组：接待组、保卫组、宣传组和材料组，我被任为宣传组组长。我们这个组的任务就是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一篇文章。组里电视台的同志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其他几位又不懂新闻，那这个任务就只能由我独自承担了。这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坎”，因为我心里明白，到深圳招商这类事，开始还算得上新鲜事，后来全国都涌着去，天天都有招商团，还有什么新意可言？
然而，再难过的坎也得过，因为这是市委对《宜兴日报》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党报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重任在肩，不敢懈怠，我立即动身去《深圳特区报》联系。当时，我找了他们的值班编委薛以凤。也许是同行吧，他耐心地说：“你应该知道招商这种事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们的报纸是特区市委机关报，不会重复地去刊载这类新闻了，你们这次无锡招商是一条新闻也不会登报的。”到这时，我也只能打出了感情牌，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吧，他沉思了一会儿便说：“那你写一个通讯吧，消息不用写了，肯定上不了。”我听后真是喜出望外，道谢后，赶忙回头做准备。
麻烦又接踵而来，那天晚上，大家忙着准备宴请外宾，根本没人有空坐下来接受采访。我只能单枪匹马一个一个房间闯进去找各个乡镇领导采访，直到自己认为材料可以了，有一些精彩的情节了，便关起门来匆匆写稿。通讯写好后，宜兴分团的宴会早已开始了。顾不上吃饭的我便急忙往深圳特区报社赶。此时，薛以凤编委已在审看明天报纸的大样了。他见我来了便放下手里的活，看完我的通讯后，即用手一拍桌子，喊了一声：“好！就用这篇，放在头版上。”他又吩咐身边的助手：头版撤掉一篇文章，把这篇补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位兄长竟如此关照我，顿时，我的眼眶湿润了。
第二天，《深圳特区报》头版《陶都珠玉秀鹏城》便占了一席之地。
一封“内参”的由来
1991年1月，中国记协在中央党校举办以改进新闻工作者作风和文风为主题的理论研讨班。出席这次研讨班的都是中央、省及地级市级别的新闻单位。《宜兴日报》名声在外、行业内评价也不错，所以作为特邀代表出席，时任《宜兴日报》总编的许周溥先生将这个机会让给了我。我也成为宜兴媒体的唯一代表。在这次研讨班上，我有幸相识了新闻界许多大师级别的前辈。也就是在这次研讨班上，中国记协的领导重申了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循的“两为”方针，并着重提出“新闻要善于报道群众最关心的、领导最揪心的事”。
2000年左右，《宜兴日报》收到了西渚一位群众的来信，反映当地厔溪河用于泄洪的滴水坝，每到雨季汛期，横山水库泄洪时，坝上行人穿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种事，报社本来可以不管，把稿件转到水利或安全生产相关部门即可，报社只需查验处理结果就有交代了。然而，读者来信寄托着群众热爱党报并希望党报为自己代言的感情，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明白肩负的责任，竭尽所能为群众服务，更何况，西渚读者来信所反映的事，正是“群众最关心的、领导最揪心的事”。
收到这封来信后，我及时带领一名记者去实地调查，采访了解到，厔溪河两岸有工厂和学校，平时在坝上行走的夜班工人有百余人，学生有六十余人，而坝内仅有几个间隔有距的石墩子，平时水库不泄洪，这些人喜欢从坝上抄近路去对岸，但一到泄洪时安全隐患就大了。
我曾看过横山水库泄洪时的情景，还真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洪水流至厔溪河，虽然水量小了，但水流还很急，行人稍有不慎便很可能失足落水。为了寻求一个成熟的解决方案，我到水利部门向专家请教厔溪河建便桥的可行性。在综合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关于群众盼望修便桥的文章，以“内参”的形式发市委常委会领导审阅，结果市领导专门为此召开了“市长办公会议”，并从“市长基金”中拨款建桥。
同年10月5日，厔溪河上被当地群众誉为“太平桥”的便桥正式开通，那天，“太平桥”上聚集了众多前来庆贺的村民。
一篇违背初衷的报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是一名工业条线的记者，一次，当时一家宜兴县重点企业的厂领导约我去采访该厂科技投入之事。
采访交谈到最后，这位厂长叹了口气，无奈地告诉我，他们厂在西北地区的应收款收不回来，长年累月，款额巨大。我问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厂长说，你去讨债，他们那里一些人就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你。几次一来，讨债人就不敢去了，企业也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当时，这个厂生产的“飞鸽”录放产品风靡全国。采访结束后，我心里掂量：科技投入，外债难收，孰重孰轻？显然，后者的新闻含金量要比前者高得多，因为片面追求产值而忽视效益，是当时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这一倾向不能及时纠正，企业就容易误入歧路。为此，我写了《“飞鸽”正带着沉重的翅膀滑翔》，在《宜兴日报》上发表。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县委主要领导也曾为此及时召开了有关部门领导紧急联席会议，组成了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远赴西北地区催收货款。回顾这次报道，虽然改变了原来采访题材的初衷，但从记者的职业来说，我是对的。衡量记者合格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是看你会不会写能不能写，而是看你识不识新闻，即有没有“慧眼识珠”的本领。（金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