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蓉
9月的风掠过华北平原，裹挟着熟透的谷香与尚未散尽的暑气。我站在青石垒砌的抗战纪念碑前，看花岗岩上深深镌刻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指尖触过冰凉的刻痕，仿佛触到一段滚烫的历史。
碑旁有位老人静静伫立。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三枚勋章被拭得锃亮，如三颗不曾黯淡的星辰。“那年今天，广播里说‘日本投降了’。”他忽然开口，声音像老旧的磁带机缓缓转动，“我正蹲在战壕里啃窝头，整个人愣住，窝头渣掉了一身。”
老人的眼睛望向远山，瞳孔里倒映着80年前的烽火。“我们连队127人，最后站着听到胜利消息的，只剩9个。”他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摸出半块发黄的怀表，表盖内侧嵌着张模糊的集体照，“这是连长，北平的大学生；这是大个子刘，山东好汉；这是小四川，才17岁……”每一个名字都像一粒火种，在他浑浊的泪光里重新燃烧。
夕阳西沉时，我跟随老人走进山脚下的抗战纪念馆。玻璃柜里静静躺着生锈的军号，喇叭口有一处凹陷——那是被弹片击中的痕迹。“司号员小陈牺牲前还保持着吹号的姿势。”老人的手指在玻璃上投下颤动的影子，“他说号声就是命令，只要号在响，队伍就在前进。”
最令人动容的是一组黑白照片：妇女们连夜纳着千层底布鞋，手指磨出血痕；孩子们趴在村口土墙上放哨，稚嫩的肩膀扛起比他们还高的红缨枪；书生模样的青年在黑板上教战士们写字，弹孔累累的墙壁上写着“中国不会亡”。这些细节像一根根金线，在岁月的织机上编出民族的韧劲。
夜宿山村时，雷声忽然滚过天际。90岁的赵奶奶下意识把针线筐往桌底推：“哎哟，得把煤油灯罩起来，敌机最爱往亮处炸。”说完自己先愣住，继而不好意思地笑了：“老糊涂了，现在天上飞的是咱们自己的民航机哩。”她窗台上摆着一架纸飞机，用泛黄的《论持久战》折叠而成——那是她牺牲的未婚夫留下的唯一遗物。
清晨薄雾中，我遇见一群系红领巾的孩子在碑前献花。他们用稚嫩的嗓音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惊起白鸽数只。老人默默举起右手敬礼，晨光为他斑白的鬓角镀上金边。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烽火岁月谱写的壮歌，从来不是尘封的乐章，而是代代相传的血脉密码。
离村时，山坡上的高粱正红得似火，沉甸甸的穗子低垂，如同无数鞠躬致意的背影。这些用鲜血浇灌的土地，终究长出了和平的庄稼。而那些深藏在皱纹里的记忆，终将化作星火，永远闪烁在民族的天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