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兴城
高老师和周老师是我在宜兴中学读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我真正理解语文和写作，是从受教于两位先生才开始的。
高一的时候是高保厘老师。高老师一派学者风度，整齐的背头一丝不苟，戴着玳瑁边的眼镜，额头上的抬头纹很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老师还用方言上课，而高老师无论上课还是课余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既清澈又浑厚，听他朗读课文就像听广播一样。四十多年过去了，高老师朗诵高尔基《海燕》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高老师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至今记得他写板书的样子：用拇指和食指两个手指尖拈着粉笔轻轻地在黑板上书写，写出来却是端庄洒脱的一幅书法作品。工作后我才知道，高老师有着较深的书法功底，宜兴有很多招牌就是高老师书写的，体育公园“宜兴体育馆”五个大字就是高老师写的。我曾经专门请高老师帮我写过一副对联：“怀虚若谷，德厚若愚”，挂在客厅的正墙上，当作对我的又一次勉励。
我喜欢语文和高老师很有些关系。高老师教语文并不刻意于字词句的分析，而是更关注文章的整体欣赏，意境的渲染，他上的《荷塘月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他教语文，注重的是让你爱上语文，天光云影，水到渠成。当然，也有人说高老师教的语文学生不容易考高分，确实，在“肢解语文”流行之下，高老师是有些吃亏的，好在他早就退休了。
我的写作更得益于高老师的点拨。有一次，高老师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要求每位同学写一篇观察日记，自己选题，题材不限，而且还给几天时间，这在当时是比较创新的方式。以前写作文都是命题作文，这次让自由发挥，反而觉得无从下手了。过了交作业的时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也没有人催作业，我打算就此蒙混过去。不想过了几天，高老师找我谈话了：全班就你一个人没交作业呢！半是批评半是指导：写文章不要面面俱到，特别是观察日记，只要抓住一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样东西，但要注重细节描写。我回家熬了半夜，想到暑假里晚上照田鸡的经历，写了一篇《月夜蛙鸣》交差。隐约还记得文中对电筒光下青蛙的神态有一些稚嫩的描绘，文末还有对捕捉青蛙这样的益虫有些忏悔的议论之类。不想高老师在作文分析课上把我的习作读了一遍，也不讲是谁的作文，板着脸说道，有一位同学说观察日记没什么可写的，不是写得很好嘛。同学们没有人知道说的是谁，只有我自己知道，听得后背直冒冷汗，心脏乱跳。这一次经历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和高老师风格迥异的是周孝庭老师，他是我高二下学期转到文科班后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周老师高高的个头，头发微微的自然卷，年轻时肯定是个大帅哥。高老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以与播音员相媲美；周老师一口土到底的正宗宜兴话绝对可以上《阳羡茶馆》。高老师上课声音舒缓浑厚；周老师上课声音短促洪亮。高老师板书用两个手指拈着粉笔尾巴轻轻写，字体飘逸优美；周老师板书紧紧抓住粉笔中间狠狠写，字体工整硬朗。高老师从来不开玩笑；周老师一般也不苟言笑，却偶尔会来个冷幽默，叫人忍俊不禁。高老师分析课文以情感人，给人欣赏的愉悦；周老师讲解课文条分缕析，严谨周到，使人理解透彻。
印象最深的是周老师讲解文言文。文言文是学生比较头痛的事，但周老师逐字逐句解释得清清楚楚，并且有一些拓展性训练，重点字词句几乎无一遗漏，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不多见的，使我们这些面临高考的文科班学生受益匪浅。文言文学习最难把握的是虚词的运用，周老师在总复习时帮助我们把重点虚词的不同用法作了归纳，每一种用法后都列举了例句，考试时只要对号入座就可以了。我至今还记得“于”字有七种不同的用法。课本上没有现成答案，靠死记硬背是没用的。现在想想，堂上一节课，堂下周老师要花多少功夫！老师负担重，学生负担轻；老师负担轻，学生负担重。我是1981年参加的高考，那时语文考试的文言文比重比现在还要高一些，文科生还要考附加题。我的语文是得了高分的，这很得益于周老师这样清晰而又信息量大的教学。
周老师的家就在学校里的教工宿舍。家里做饭要生煤球炉子，他有时会在教室前的树林里捡捡枯树枝，一部分同学便帮着一起捡，此时的周老师就像邻家大叔一样显得随和亲切。
同学们工作之后，我们邀请退休后的高老师和周老师参加过几次同学聚会。高老师依然是那样的沉稳，周老师则更显得活泼风趣了。四十五年过去了，同学们也已经是花甲之年，我梦想着两位老师能看到这篇拙文，知道你们的学生一直在挂念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