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幼芬
与乡亲们难得相聚了。老家村子早已拆迁，乡亲们搬迁到小镇南面不同的小区。
这次与乡亲们相聚，是94岁的大哥仙逝，在侄儿、侄女们为大哥操办的丧宴上。老家有这样的规矩，村里任何一家有丧事，全村人必相聚，同族的异姓的都参加。
当年的长辈都已驾鹤西去。现在能见到的是堂侄辈、族兄弟及他们的妻儿。几年不见，不管是胖了还是瘦了的，脸上都增添了岁月的痕印。
饭前，我顾不得少眠的疲惫，绕着一张张桌子，先去拜访乡亲们。我一个个叫着他们的名字，他们竟站起来与我握手。
没想到记忆中不善言辞的异姓侄儿陈德，竟滔滔不绝地与我说了很多。他说起我大哥、二哥和弟弟也伟都很聪明。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兄弟三个都走了，没必要吹捧他们。我大哥虽是高小文化，但写的字相当不错。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乡里的“群众教师”，冬夜在汽油灯下教乡亲们读书识字。陈德他娘就是那时摘掉了文盲“帽子”。
他还特别提起我弟弟。四十多年前，在生产队仓库里为弟弟举行的追悼会上，我边流泪边念悼词，其中有句话我都忘了，他却记忆犹新。他还说，如果也伟活着，肯定是个优秀的企业家……
感谢乡亲们记着我三个兄弟点点滴滴的好。想到兄弟姐妹六个现只剩下我一个，禁不住又泪湿双眼。
我走到另一桌，轻轻拍了一下志英的背，她转身站了起来，和我紧紧拥抱，眼里慢慢涌出了泪花。我知道她心里的痛。前年，她丈夫建春被莫名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听到这个消息，我曾黯然神伤。族兄建春，母亲早逝。有年夏天，他在镇政府值夜班，我给他送去一袋“长生果”，对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很惊喜，我告诉他，常听我娘说起，你比我早出生一天。
在我人生低谷时，几次与他通话，算是向娘家人诉苦，有时长达一个小时。别看他平时言语不多，却曾用自己的方式为我出气诉冤。
看着眼泪汪汪的志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转移话题，问起了仲西的儿子怎么没来，族弟建秋接话：在外地工作，不能赶回。建秋的妻子凤云一声叹气：“算起来，仲西走了15年了。”我心里又一阵酸楚。
当年在队里一起劳动时，我们都称仲西为“半仙”。他幽默风趣，能从外村飘来的一阵炊烟嗅出这是“洋葱头煨黄鳝”，那是“番茄炒鸡蛋”，引得大伙一齐深吸猛闻，集体享受一道道缥缈的空中快餐。也许是画饼充饥吧，饥渴和劳累不翼而飞。
后来仲西应征入伍，田野里少了他的一份热闹，大伙失落了好一阵。“仲半仙”不愧是个好青年，到部队后，入党，立功，不幸在一次施工中受伤致轻残，复员而归。大队曾照顾他，让他在小卖部上班。可惜，他得了肝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也许是不想让我沉浸于亲人们一个个逝去的悲戚之中，族弟八荣走过来直接叫我的绰号“弯毛”（因头发自然卷曲），问我还记得当年在瓜顶漕车水“吊田鸡”的事吗？“瓜顶漕”这个名字当然很熟，脑子里一下子涌出“水通漕”“河南头”“东蟹潭”……这些纵横交错绕村而流的溪河，水晶般镶嵌在绿野上的池潭。刚学车水的人，赤着脚，不一定踩得准车榔头，连续踩空的话，只能“吊田鸡”了（像一只青蛙似的吊在水车横杠上）。我问八荣：当年你是不是故意让我们“吊田鸡”的？他呵呵地笑了。
小我七八岁的堂侄国平和族弟建东，也很亲近。当年我在大队负责文艺宣传，国平还在读高中，有副好嗓子，想挖他来独唱，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为他写了请假条，让他交到校长那里。还有热心的建东，有天晚上排练结束已是十点多，我与另外的文艺骨干要商量第二天的演出，叫他先回。没想到他不放心，在回家的路上等着我，足足等了个把小时……
老家的村庄已消失，田野里竖起了厂房，但在这里经历的艰辛与欢乐，留在心里的印记没有消失。走的人永远走了，留下的还在承载与绵延着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