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盘会，多么形象的一个名字！
那是风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里的一种过年风俗。没有历史记载，没有文字传承，甚至，没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纯粹是约定俗成、自生自灭。
磨盘会，顾名思义，就是像磨盘一样，一班人轮流做东，轮流聚会。到了改革开放，到了分田到户，这种风俗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我本来是住在邻县古镇的，初中、高中六年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丹阳城里度过的。过年，没有听说过吃磨盘会。当然，那时候即使有，我也没有资格参加。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我家于1967年春夏之交搬到了金坛乡村。
搬到乡村之后，入乡随俗，我与大家一样，过年吃起了磨盘会。
起初，我在生产队里当社员，参加磨盘会的，是同一个生产队，或者隔壁生产队里年龄相仿、脾气相投、性格相近的一些年轻人。过年前夕，大家预先约好，哪一天到哪一家。到时候，不用三请四邀，不用左等右候，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来到做东的人家了。
都是一个生产队或者隔壁生产队的人，早不见晚见，聚在一起不生分、不客套。那个年代，缺吃少穿，酒菜不讲究。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图个热闹，图个喜气。平时，天天早上工，晚收工，中午不放松，有时晚上还要开夜工，没有聚会的机会。
社员们一年忙到头，二年忙到梢，没有星期天，一年只放三四次假。一是本地集场，每家每户都要招待亲朋好友，放一天假；一是插秧、秋收结束，生产队洗泥、打伙，以示庆祝，各放一天假；还有就是过年了，这是乡村里最热闹的节日，一般会放三五天假。
趁过年难得的机会，社员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利用家里现成的菜肴，吃起了磨盘会。平时，大家虽然都在一起上工，在一起干农活，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但毕竟没有坐在一起吃喝聊天的悠闲气氛。
社员们天天打照面，天天与锄头、钉耙、扁担、粪桶、挑箕打交道，免不了牙齿碰舌头，免不了产生一些小摩擦、小芥蒂、小误会。但是，乡村里的人直爽、大度，只要酒杯一端，觥筹交错，三四两酒下肚，一切就烟消云散、雨过天晴了。
后来，我做了教师，接触的人多了起来，吃磨盘会的人加入了几个教师。起初，我在自己大队小学做教师，全校只有4个教师。名义上，虽然都在一个学校教书，但是，没有多少接触。4个教师教6个年级、4个班，其中有两个复式班。教师像私塾先生一样，一个人包一个班，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各门课程都教，上、下课敲挂在办公室门口的犁额头。
能让4个教师聚在一起的，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轧米或者有什么重活做的时候。那时候，每年秋收分粮之后，每家都要集中轧一次米。只要轧到米，我们就一起出动了。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轮流转。如果哪一家有重活做，我们也会一起行动。曾记得，我家砌猪窠养猪，做封土、起封土、挑封土都是大家晚上帮的忙。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年吃磨盘会的时候。我当了教师之后，磨盘会成员里就加入了另外3个教师。后来，我调出了大队小学，先是到离家12里路远的巨村学校，后是到公社所在地登冠中学。吃磨盘会的人，身份也多样化起来。
开始吃磨盘会的时候，菜肴都很简单。生产队里杀的猪，罟的鱼，磨的豆腐，豆腐做的素鸡和百叶，自留地里拔的蔬菜。鸡、鸭、鹅是自己家里养的，鸡蛋、鸭蛋是从自己家的鸡窝里、鸭窝里掏的。再不，就到河塘边摸点河蚌、耥点螺蛳，钓点黄鳝，搞一点时新菜。
轮到我做东，我总会在菜的做功上花一点心思。买3两牛肉，回来自己切，切得薄薄的；买两只皮蛋，用细线拉成片，装成一盘花；买两只苹果，刨了皮，切成片，裹一层山芋粉，用油炸成拉丝苹果；鸡蛋，摊成蛋皮，用菜肉馅包成蛋饺，放在锅里红烧，汤汤水水的。
为了多翻一些花样，我到南货店里买一盒虾片，用油一炸，蓬蓬松松的，又脆又酥，又鲜又香。再买二三两腰果，腰果比花生米精贵，端上桌显得大气。
酒水更随意，白酒都是零打的散装酒。不会喝酒的，都是瓶装的苹果酒。虽然金坛酿造封缸酒，但一般人家用不起。
磨盘会的人多了以后，酒水、菜肴的档次也逐步提升了。八仙桌上的卤菜丰富了起来，白酒也改为瓶装金坛白酒了。尤其是我那个老家在金坛城里的门房连襟，他在我们的圈子里像鹤立鸡群似的。每次轮到他做东，他总会别出心裁，拿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新花样来。
比如，卷卷素鸡，乡下没有，城里面凭票供应，用油一炸，别有风味。比如，白宰鸡，乡下也没有，只不过与红烧、清蒸、白煨做法不同，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比如，白酒，他每次拿出来的，都是精致的2.5两装的洋河大曲。
磨盘会，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打工，现在已经很少见了。磨盘会，是乡村里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过年习俗，是一种浓郁、热烈而又亲切的乡村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