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刀明月共辉光

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

这是有清一代大诗人黄仲则18岁时的作品，通篇散发着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洋溢着热切盼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的优秀基因，从而成为他所有诗作中少数振奋人心的名篇，故数百年来被广为传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积极的入世精神，其发源于万典之祖的《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被春秋儒家完整地继承下来，因而极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和精神世界。黄景仁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成为入世精神的传承者。

黄景仁家学渊源更兼天资聪颖，从小就心存高远而刻苦求学，15岁时就连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关，顺利夺得秀才桂冠，一时名动常州八邑。此时的黄景仁春风得意，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激情不由自主地喷涌迸发，化作光芒万丈的诗篇。这首诗简练唯美又大气磅礴，恰到好处地刻画了一个刚健振奋、投笔从戎，登上离天咫尺的太白山顶的少年卫国英雄形象：一览祖国壮阔山河而浑忘思乡之愁，身披将军铠甲、宝剑寒光与明月交相辉映，傲然伫立在秦岭最高峰！然而要更透彻地理解这首诗，除了懂得一以贯之的入世精神和少年人特有的昂扬上进之心，还需要知道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普遍深刻的心理情结——“三不朽”。

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这是古代读书人心向往之的最高目标。换句话说，品德完美、著作等身、文治武功，三者有其一，已能不朽；三者具备，则可成圣。而三者之中立功最难。不过虽说立功最难，但却又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能够成为最容易的事情，而相比之下，通过科举仕进之路以期获得施展治国才能的机会，实在太过艰难，反不如策马黄沙、杀敌卫国来得痛快速效，尽管九死而一生。而有这种心态的，不独是少年黄景仁，实在是汉魏以降年轻诗人的普遍作为。

《少年行》题名本自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的《结客少年场行》简化而来，理解成“少年之歌”也行，这种古风歌谣，在艺术创作上五言七言均可，不讲究平仄对仗、换韵自由，形式灵活。大多是描写贵族青少年轻生重义、任侠于途或出没于游乐场所、除暴安良甚至意气杀人以取功名的内容，相当一部分不足为训。直至三国时期大诗人曹植，一举将题材扩展到投笔从戎卫国立功的内容上来，他在青年时期的代表作《白马篇》中写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深刻影响了后来者的创作方向。而南北朝许多著名诗人也喜欢创作《少年行》，这种创作偏好及至唐代而达于鼎盛。李白、杜甫、王维等大量诗人都创作过《少年行》，其中尤以王维的作品最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看王维的《少年行》组诗中的两首：

其二：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其三：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前一首写出了年轻人欲卫国戍边而不能的巨大情感痛苦，表达了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后一首生动描绘了年轻战士马术高妙、射术超群、无所畏惧、杀敌建功的英雄形象。显然这种优秀的诗作，对培育爱祖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和珍惜和平保卫和平，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毫无疑问，黄景仁的《少年行》，继承了王维的这种创作思想精华，他把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融为一体，努力想成为一个三不朽的圣贤而造福千秋，这种思想和情怀当然令人称道不已。而在艺术创作风格上，他显然学习借鉴了李白诗歌浪漫雄阔的意境描绘和灵动绚丽的人物形象塑造，一句“宝刀明月共辉光”，就把那个伫立在秦岭主峰顶上托天揽月的少年英雄形象，永远定格在中国文学艺术的星空中，闪耀着恒久炽热的光芒。尽管作者“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扼腕痛惜，但他这首《少年行》，必将永远激励华夏青少年志存高远、希贤希圣而自强不息。

施国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