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姑的伤疤

堂姑是我的远房姑姑。堂姑的爷爷与我的太公是嫡亲兄弟；再上一代，就是一个祖宗。

堂姑长我大概三四岁。只是女孩子懂事早，再加上后来我外出上学，等我初中毕业回到家乡，堂姑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大姑娘了，是生产上的一把好手，无论是插秧锄田，还是收割打场。而且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缝补浆洗，样样都能。只是，堂姑识字不多，只上了三年学。堂姑家里兄弟姐妹多，20岁一出头就出嫁了，据说嫁到了奔牛。堂姑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她脸上的破相，她的下巴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月牙形的疤痕。

新世纪初我调到了奔牛工作。有一次到蹲点联系的村去，碰巧遇到堂姑，方知她就嫁在这个村，而且担任了村民小组长和妇女组长，还是镇人大代表。

这一晃，又有十多年没见到堂姑了。

我虽然对堂姑下巴上的疤痕印象深刻，但却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致。前几天旧地重游遇到她，她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坐坐，在与她喝茶聊天时，我终于把心中多年的疑问说了出来。堂姑朝我一笑，又长叹了一口气，说了句：“说起来心酸呐。”

那是1959年的冬天，堂姑上小学二年级。堂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那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遇到的最艰难岁月。在“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多生产”的口号下，老百姓一年的粮食不到三个月就基本上全部吃光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余下的日子只能是到食堂去盛照得出人脸的所谓稀粥回来延命。那天早晨，堂姑的妈妈对她说，你也端一个钵头，跟我一起去食堂盛粥。于是，堂姑从母亲手里拿过钵头，跟随母亲来到了食堂。

食堂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土灶上的两只大铁锅里冒着腾腾热气。一个妇女手握一把铜勺，一直在搅动着锅里的稀粥，防止沉淀，一个妇女则用铜勺把粥舀到各人带去的钵头里。大家依次排队，按家庭人口决定盛粥的数量。

堂姑端着盛满粥的钵头，小心翼翼地跟在母亲后面，唯恐粥翻了。但看着钵头里的粥，却忽略了脚下的路，在即将走出食堂时，一不留神被门槛绊倒了，狠狠地摔了一跤。一钵头粥全部泼在了地上，钵头也打破了，堂姑趴在地上，吓得号啕大哭。她母亲回过身来见此情景，气不打一处来，粮食就是命，这粥翻了还吃什么？于是一边骂，一边拎起堂姑的一条胳膊，劈头就是两巴掌。还想再打，却看到堂姑的下巴上全是鲜血，原来堂姑摔下去的时候，下巴磕在了被打碎的钵头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早饭是肯定没得吃了，她母亲用点草木灰抹在堂姑的伤口上，堂姑含着眼泪饿着肚皮走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大概过了半个多月，伤口慢慢开始结疤，再后来，堂姑的下巴上就留下了这道像月牙形的疤痕。

“想想那辰光，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更想不到还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生活。”堂姑告诉我说，她现在已经不担任镇人大代表的职务了，但村民组长和妇女组长的职务却一直没有脱掉，村民坚持要她做下去，她也不好辜负大家的信任。

堂姑带着我在村里转了转，平坦的黑色路面四通八达，到处绿色成荫，鲜花盛开，白墙黛瓦，河水清澈。堂姑说，新农村建设彻底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现在的农村，一点不比城里差，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绿色环保。“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现在，我的下巴肯定不会留下这么深的疤痕。”堂姑笑着说。

是啊，堂姑下巴上的疤痕，是她心中一辈子的痛，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给她留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