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已经到来

塔集中学是最常出现在我回忆里的地方，学校位于高邮湖畔的塔集镇，那是我小学和初中生活的地方。

我家在学校里，右前方有几排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前是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再往前走是操场。门前有一块空地，我种花种菜，怎么玩都可以。往前跨过一条小水沟是学校的大菜园，兼做学生劳动课课堂。我家门后是“护校河”，校食堂淘米洗菜的河码头离得近，在河码头用淘米篓可以舀到小鱼，怎么玩水都可以。

常州的爷爷奶奶去世早，他们去世后，父母亲就不再拖着我挤“春运”了。1980年到1984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在塔集，度过了5个安逸、温暖又多少有一点仪式感的年。

过年的仪式是从母亲买年货开始的。年前，镇供销社的商品会比较多比较好一点，比如红枣，母亲说，个头比平时大，坏果比平时少。那个年头买东西的好坏须凭点运气，往往是女教师们分享供销社的商品信息，到什么货、什么价格、质量如何，等等。母亲往往一次次购置，红枣、赤豆、桂圆、海蜇头、香肠等等，到年前总能凑齐。

父亲托学生家长买猪肚、猪耳朵、猪舌头等，有时候甚至能买到鸡胗。在塔集，最不缺乏的是鱼，有吃不完的小鱼小虾，大鱼要稀罕一点，但也不是那么稀罕。食材有了，父亲就开始准备年夜饭，年夜饭要准备好些天。

那些天，白天煤炉不封火，一直在卤菜，当然也蒸馒头。父亲卤菜都是白烧，猪肚、猪耳朵、猪舌头，有的年头有鸡，有的年头有鸡胗，都是整块的卤，卤到熟烂熟烂，异常好吃。鱼是熏鱼做法，先切块，油煎，油煎后控油，再用很多的酱油很多的糖大锅子煮，最后收汁。父亲做的熏鱼味道很稳定，好吃，但是卖相很不稳定，因为油炸不好控制。有时候是因为省了一点油，大多数时候是因为煤球炉的火不够旺，鱼煎得时好时坏，煎坏了会完全散掉。其实散不散都不要紧，菜只要装盘了，样子都差不到哪儿去。

小年夜那天下午，父亲会给我和哥哥一笔在我们看来是巨款的钱买鞭炮。1984年镇上也有烟火卖了，比如12彩珠筒。鞭炮我们会分三次放，除夕夜、大年初一夜、年初五夜各一次，别问我为什么是这三次，我不知道，家里过年的规矩都是父亲定的。不过，这个规矩我也自有诠释：除夕是我和哥哥放假的开始，年初五是我们放假的结束，大年初一是一年的开始，都要有“响”头。

我解释一下这里的“放假”。作为悲催的教师子女，父母亲和我们拥有同样的寒暑假，平常他们管很多学生，放假了就专管子女，管得极严。只有除夕到年初五这六天，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不必做习题、随便看电视。

除夕，多么温暖的一天啊。满屋子都是带着食物香的水蒸气，父母亲边聊边忙，忙到放满一桌菜，一桌平常很难吃到的荤菜，足够吃到年初五的菜，唯一的素菜是海蜇头凉拌水芹菜里的水芹菜。平常母亲基本不给我们好脸色，但除夕那天脸色是好看的，从头到尾都好看，因为过年不作兴骂小孩。父亲把熟菜猪肝、猪肚、猪舌头、猪耳朵等等（有一年或者两年有白斩鸡、香肠）切了装在白色的盘子里，围着汤锅摆一圈。汤是鸡炖的，里边有肉圆、粉丝。肉圆也是父亲做的，一次做很多，装在钵子里，要吃的时候按量拿取。常州人的年夜饭有老鹅煲，但是父亲从没有做过。我一直认为父亲不喜欢吃鹅肉，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认为自己做不好老鹅煲。父亲能做一桌菜，都是从小给我奶奶打下手学会的，奶奶没有女儿，父亲是奶奶生的儿子中脾气最好的。

大年初一，单位（也就是学校）会有一次团拜，这是年里唯一的社交，我的任务就是张老师好李老师好王老师好地喊一喊人，父亲不要求我喊主任校长什么的而是一律叫老师，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团拜完了，对父母亲而言，过年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时光便是“度假”。

他们喜欢边晒太阳边看订阅了没来得及看的杂志，或者带我们打乒乓。家里有吃不完的瓜子花生和牛轧糖，外边有晒不够的阳光，小伙伴聚在一起玩，钻进没有锁门的宿舍和教室打闹，在操场上撒欢。春节的校园浪漫成一首诗，我可以从诗歌的一个意向跳向另一个意向。

那些安逸的春节，我安逸地成长。

1984年，我们一家和其他留在学校过年的老师一起，在学校会议室看春晚。学校刚刚换了一台大彩电，五彩斑斓的画面看上去美好又欢乐。那一年的春晚好看极了，所有人都是听完《难忘今宵》才离开，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甚至放了几个12彩珠筒的烟火，孩子们都仰望升向天空的彩珠筒，都仰望星空。第二天醒来时，太阳已经升高。我飞快地起床，蹦蹦跳跳地来到门外，踩在门前的大地上。

土地是那么的松软，我知道，春天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