笤帚记事

30多年前，在郑陆镇董墅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手工活儿：扎笤帚或扎拖把。在那特殊年代，这些手工活儿是被作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自然也就禁止了。改革开放后，它们又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家就以扎笤帚为家庭生计。那时候常州市公交公司所有的笤帚，基本都是我家送的货。

扎笤帚

笤帚的原材料很简单：高粱穗（我们这边俗称“苗”，以下简称“苗”）、稻草芯、竹笋皮等。每到秋天，一些客商就会从河南安徽等地运来一船船的苗，停靠在郑陆北塘河桥下，全村做笤帚生意的人争先恐后雇好拖拉机去一车车运回来。利用空余时间把那些优质苗挑出来，这叫“捡苗、集苗”。此活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脏，且需要有耐心，要忍受满屋子的扬尘。所以每当母亲叫我帮她“集苗”的时候，我总是不情不愿的。因为半天自由又没了，还要吸那个灰尘。好不容易集好了几捆，听到母亲一声“好了，你可以走了”，我顿时像脱笼的小鸟飞奔了出去。母亲自然还要做后续工作，把一捆捆集好的苗洒上水，让那些苗变得柔软，便于编扎。

母亲的工作就是扎笤帚，每天要扎五六十把。我放学完成作业后，就主动帮她搭把手，把笤帚尾部多余的稻草切掉，再把笤帚头用蛇皮丝编好，使其变得更美观。然而，我家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每月的解（送）笤帚。

解笤帚

解笤帚是我家每月的常规工作。通常是每月送两三次，分别送到新北区公交总公司和白家桥巴士公司，数量三百到五百把不等。年幼时的我，最喜欢坐在父母自行车后面书包架子上的笤帚上面，和他们一起去解笤帚。虽然那时候条件比较苦，然而能和父母一起出去仍旧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到了小学六年级，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夏日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车后座书包架上已绑好笤帚。我们一家三口每人一辆自行车，父母车上放了三捆，我人小就放了两捆。父亲前头带路，我在中间，母亲殿后。一路上三个人有说有笑的，向白家桥巴士公司进发，半小时后就到了青龙路口过铁路。由于铁路比较高，自行车上去需要把握好重心，用力压好车龙头，后面再一个人推一把，这样上去才比较方便。可是由于我人小力气不够，重心没有把握好，上铁路的时候自行车龙头翘了起来，我连人带车一起翻到了旁边的河里去了。这可把我吓坏了，在河里号啕大哭起来，父亲见状立刻跳到河里将我救起，母亲和一旁的铁路警察也过来帮忙。好在天气较热，身上衣物很快就干了，人也没事，虚惊了一场。但从此，我学会了如何推着自行车过铁路。

如果说夏天解笤帚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活，那么冬天蹬着三轮车去解笤帚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大冬天的凌晨四点多，母亲在床边轻声呼唤我起床解笤帚了。睡眼蒙眬的我只能硬着头皮起床。简单洗漱后，走到大门口，父亲已经在三轮车上把笤帚整齐有序地绑好了。此时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父亲说了一声“出发吧”，我赶紧用围巾包住头，戴好手套，上了三轮车，用力向前蹬，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后面帮我推三轮车。就这样，一副儿子蹬三轮车父亲推车的夜行图诞生了。路上刺骨的寒风吹打在脸上，但是由于我奋力蹬三轮车，倒也不觉得寒冷，身上反而出了许多汗。约莫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到达了巴士公司。这时天还未亮，但是整个公司里已是灯火通明，好多首班公交车已在发动了。我们的三轮车到了巴士公司的后勤仓库，后勤负责人早在等候了。我们麻利地把笤帚搬到了仓库放置好，随后去开了收据，走出巴士公司大门，天才蒙蒙亮，看了一下时间，五点半刚过。我和父亲打道回府，一路上他还不时对我进行思想教育，让我知道赚钱不易。

后来我上了大学，不能再替母亲解笤帚了，每次打电话回家，我都会询问他们怎么样去解笤帚的。再后来，父亲借村上人的小货车直接把笤帚解送到公司，母亲再也不用劳累陪父亲一起解笤帚时，我终于放心了。但是我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等我工作了，一定不让父母再扎笤帚了。因为那活儿太累太脏太辛苦了，而且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后来，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父母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公交公司的笤帚生意转给了别人，我家终于告别了三十多年维持家庭生计的扎笤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