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裴矩与释之

今读《旧唐书》(卷70)，唐初宰相戴胄对太宗李世民的一次谏言，让笔者对其言辞表述钦佩不已，亦聊作隐居读史之趣。

贞观初“朝廷盛开选举”，大力拔进各级人才，一些人伪造资历文件以求推举，太宗得知后下令违者自首，否则查出来处以死罪。不久一桩履历造假案坐实，案件送至时任大理寺（掌管刑狱的机构）少卿戴胄手上，“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少卿依据法规判该犯流放并上报此案。太宗阅后责问胄：你要用断案做交易吗？我下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流放，这是叫天下人不信任皇上啊。戴胄说：皇上当时若杀了他，就不在臣职的范围。既然陛下将此案交付大理，臣不敢让法规受损。太宗又问：你自己守法，而让我失信于民吗？少卿回答：“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之言属一时喜怒，之前发怒要杀，今觉不妥而置之于法，这是“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啊。若随心中愤懑而违背诚信，窃以为皇上应慎之又慎。这段对话显示了戴胄超人的勇气和精湛的语言才能。太宗先指责胄违背圣旨，再反驳他的申辩；而戴胄在“法者”“言者”之后却赞扬皇上既知前言有不当而交付大理，弄得太宗只好顺台阶而下，且自我安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不忘再夸一下“有干局”的戴胄“公能正之”。笔者认为该处的“法有所失”属于“春秋笔法”，原本由太宗“发一朝之忿”而引起的事端，却被史官粉饰成“法有所失”。

这是“法大”抑“皇上大”的一经典实例，也是言语修辞的一个无人超越的境界。这里戴胄巧妙回避了二选一的尴尬，以皇上之言为一时之忿和送大理断案是“知不可而置之于法”，利用二者的时空差异，将君主随口而出的愤懑魔幻般的转成太宗的尊法意识，既盛赞皇上英明，又避开“法大”“皇上大”的选择，还坚持了“法大”原则，成为史上犯颜据正的典范，以致后代史家宋祁等撰的《新唐书》(卷99)全文摘录《旧唐书》此段后对戴胄的推论表述大加赞赏：“随类指擿，言若泉涌”。

唐初敢于直谏的大臣不在少数，太宗首任民部尚书(财政部长)的裴矩便是一例。《旧唐书》(卷63)载一轶事，说太宗即位时想杜绝官吏受赂，派人“钓鱼执法”，查到刑部有个官员接受贿绢一匹，太宗欲杀之。裴矩进谏：陛下用陷害手段使人犯罪，这恐怕不是“导德齐礼之义”。此言引起司马光对于君明臣直、忠佞互变的一番感叹(《资治通鉴》卷192)：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再早有西汉张释之，汉文帝经多次考察，将他从无名小卒一步步擢至廷尉后，随即两起案件惹文帝发怒，释之据理力争，结果南阳张季被誉为天下名臣(《汉书》卷50)。

案一：皇上长安出巡过中渭桥，一人从桥下跑出，车队的马受了惊。于是骑士逮住此人交予廷尉。张释之审讯，那人说：我是长安乡下人，听到清道令就躲在桥下。等了好久以为车队已走，从桥下出来，见了车队赶紧逃跑。释之禀报：此人触犯清道禁令，处以罚金。文帝怒曰：他惊了朕的马，幸亏马匹温和，换了别的马朕就摔伤了，廷尉竟只处罚金！释之说：法律为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现今法律这么规定，若加重处罚，法律就不取信于民。若当时皇上把他杀了也罢，既然将它交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之表率，稍有偏差，天下执法者都会偏袒徇私，百姓岂不手足无措？愿陛下明察。文帝沉思良久曰：廷尉判的对。

案二：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的玉环被逮住，文帝发怒，交廷尉治罪。释之依法偷盗宗庙服饰器具罪奏报皇上，处以死刑。文帝怒曰：此人无法无天，竟盗窃先帝庙祭器，朕交给廷尉审理，本想判其灭族，你却依法处置，这并非朕恭奉宗庙的本意。释之脱帽叩头谢罪说：依照法律这个处罚足够了。现在他偷盗祖庙器物而处灭族罪，万一有蠢人挖了一捧长陵土，陛下又如何施加刑罚？文帝与薄太后议论此事，便同意了廷尉的判决。班固在称许后代廷尉于定国时(《汉书》卷71)，连带赞扬张释之：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以上汉唐时期三位廷臣敢于犯颜谏上，非常人所为，笔者称之有胆识。史上敢于直谏的廷臣，凭藉对信仰的坚持，对道义的力争，不顾或许遭受的祸害。因此，这种胆识并非开拓冒险，而是执着的信念和理想，是崇高的家国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