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春夏之交时节的一天中午，我又想去双桂坊品尝当时火了半爿城的兰州拉面了。走过红星大剧院时，头一歪，见剧院东首的小厢房门口，挂了一块怪怪的却惹人注目的店招——大娘水饺。
“这儿啥时候开出这么一爿稀奇古怪的水饺店的？”好奇心驱使我拐了过去，想去尝尝“大娘”的手艺。
刚跨进门，我就愣住了：这不是大老板吴国强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当此际，吴国强也瞥见了我。由于暌违已久，我俩均略加迟疑而后相视大笑。他兴致勃发地把我迎到二楼“雅座”。所谓“雅座”，不过是必须躬着腰爬上去的小阁楼（爬楼时一不小心头上就会碰个包）。他让我先吃饺子，饭后细聊。
那一顿饺子，倒确实馅足味美，十分可口。等客人散得差不多了，我俩坐下来，听他叹开了苦经。
吴国强虽然是常州人，但早年随父母去了青海，大学毕业后在西宁市政府当秘书。1985年，调回故里常州，跟我一起供职于常州日报专刊部。他不甘体制内的束缚，于1987年下海，跟一位朋友合伙，在双桂坊租了个摊位卖饮食小吃。挖到第一桶金后，他就转战到当时的留芳弄（现在叫留芳路），独自开了一爿野味香饭店。野味香做得好好的，但他不满足那儿发展前景不大的市口，又杀回双桂坊，独自开了做正餐的饭店。又赚了。他又嫌这小饭店格局太小，就承包了怀德南路怀德苑小区大门对面的一家国营中型饭店。说是中型，其实规模不小，楼上楼下加起来足有近千平方米。在吴国强的精心打理下，饭店做得挺红火。
吴国强下海最初的这几年，我可没少光顾他的大小店堂。反正到哪儿都得吃饭，到他那儿，多少还有点优惠，何乐而不为呢？
大约是1990年前后吧，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他赚得盆满钵满，已不满足承包别人的饭店，又跑到新区自己开了一家大饭店。他的大饭店，因离大庙弄有点远，我就没涉足过了。
几年不见，没曾想，他一时命运蹇滞，打拼来打拼去，饭店倒闭了，欠了一身的债务（据说有50万元之多）。落魄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他寻短见的念头都有过。走投无路之际，是一位青海老友点拨了他：“人家能把兰州拉面做到全国，你能否另辟蹊径，把大西北的饺子做到常州来呢？”
一语点醒了落魄人。吴国强打算再挣扎一回，他东挪西借，租下这红星剧院旁仅仅20多平方米的弹丸之地，想最后再拼一把，看能否咸鱼翻身。
我撞到他店里去的那天，他的大娘水饺馆刚开张一周多。吃风尤甚的常州人，大都爱尝新鲜。市面上各种大吃小吃店的名堂虽多，但凭这有点土气的名字，反倒招来不少顾客。外界不少人都以为，大娘水饺店真有个“吴大娘”哩，殊不知，“吴大娘”居然是一位身高马大、腰圆膀粗、记者出身的壮汉。
当然，光名字叫得怪也不行，关键还在于水饺的品位和味道。脑子活络又肯吃苦的“吴大娘”，没日没夜地潜心练习他从小就学会的擀皮子包饺子的功夫，终于练成了一手绝活。他拌的饺子馅，就比别人的馅味道鲜美。
聊着聊着，作为他曾经的同事和朋友，我当即给他出了个小主意，建议他充分利用原先当过记者的资源，通过各新闻单位的朋友帮忙，为他的水饺扩大知名度和享誉度。吴国强很谦虚，言听计从了。这，也算我为大娘水饺初期的破土成长出过的一点微薄之力吧。他也一直念我这份情。
这位一心想东山再起的“吴大娘”，还真有几把刷子。他从这鸽子笼般的小楼起步，不到半年，就把土里土气的大娘水饺做出了名气。在此过程中，他又把拌馅的配料和方法，钻研成独有的配方。有了配方，就像鸟儿长出了硬实的翅膀，可展翅高飞了。不久，他就在常州商厦地下室开了分店；第二年，又吃下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亚细亚影城一楼的整个中餐厅。第二步，他的胆气更壮了，一迈就跳出常州，把分店开到苏州市最繁华的观前街旁。在那以后，他就一发而不可收，从南京、扬州、徐州、北京、南通、合肥、镇江、无锡、淮安、芜湖、青岛、济南、江阴、常熟、盐城、丹阳、泰州、连云港等大中小城市，一路开过去。短短几年时间，大娘水饺就成为誉满大江南北的本土名快餐了。“吴大娘”到各地选址，还有个规律：专找肯德基麦当劳店做邻居，或遥遥相对，或与其毗邻，公开与洋快餐叫板。
大娘水饺铺店期间，吴国强经常找我出谋划策，并请我帮他张罗新闻广告宣传等事宜。当时我在职，帮忙是不拿报酬的。1999年11月11日，我退居二线，“吴大娘”干脆给我封了个“官”：大娘水饺企划总监，每月还付我一定的报酬。如此一来，那段时间里，我就一度成为大娘水饺公司的兼职员工了。
所以，大娘水饺前期以惊人速度膨胀的发展史，我是一目了然的。其间，有一件趣闻，最令我难忘。1999年，上海南京路改建步行街。野心勃勃的“吴大娘”获知这一信息后，就在步行街的核心地段不惜天价租下一间门面房，并夜以继日掐着日子赶装修，盼着在国庆节那天，与步行街开街同步开张。可就在9月22日步行街竣工那天，意外来了。负责步行街实施工程的黄浦区时任区长到步行街作最后一次视察时，看到“大娘水饺”四个大字的店招，暗暗吃了一惊，“这么土得掉渣的牌子，怎么能挂进南京路步行街呢？”他当场指示管委会：“立即拆掉！”大区长简简单单的一句狠话，“吴大娘”已经投进去的上百万元前期投资要泡汤不说，更是击碎了他扬威上海滩的美梦。他心急如焚，半夜从上海给我打电话，让我请上海新闻界朋友帮他紧急疏通。如此燃眉之急，我岂敢怠慢？天一亮，我就请新民晚报记者李葵南想方设法帮他去处理。李葵南虽只是一名普通记者，但她敢于为老百姓讲真话办实事的事迹，在上海滩民间和政界口碑都非常好，而且当选为当时全国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我跟李葵南早几年就认识了，1993年评选常州小姐时，我曾请她担任过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三轮评委。这次我求她帮忙，她爽快极了，当天就找到区长，说：“你别嫌人家的牌子土，人家是响当当的国产名牌快餐。知道吗？大娘水饺在全国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比洋快餐肯德基麦当劳做得还好。观念要更新了，我的区长大人。”被李葵南机关枪似的一顿“扫射”，区长还真收回了成命。于是，土得掉渣的大娘水饺店，与步行街的开街同步，堂而皇之地在南京路上开张了。大娘水饺打进大上海南京路，对于扩大大娘水饺品牌效应的作用，比在任何其他城市都大得多。
再后来，大娘水饺又冲出国门，成了国际品牌。胆识过人的“吴大娘”，则成了身价百倍的跨国公司大老板。而在那以后，我则因阳光培训中心的杂务缠身，跟“吴大娘”的联系越来越少，直至大娘水饺易主并走下坡路等新情况，我就基本不知道了。不知“吴大娘”如今在澳洲生活得可一切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