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情谊：顾颉刚和常州金氏兄弟

这时“亚光”编制出版的《中国地理教科图》和《世界地理教科图》是重点品种，采取了地形分层设色法，其内容的繁简与当时中学地理课本密切配合，是供中学教学的专门用图，深受师生们欢迎，十分畅销。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大中国图书局1:200万《中国分省地图集》的编制工作，由顾颉刚担任主编，傅角今担任审订，金擎宇和凌大夏、张家驹、金竹安等担任具体编制工作。图中政区划分较为清晰，每幅图后均编有近万字的详细说明，分别约请地理名家褚绍唐、卢村禾、陈尔寿、宋家泰、金祖孟、杨纫章等先生撰写，各类总图编制亦较完备，附有地名索引，图首还有顾颉刚先生写的序言，全部图稿编绘工作历时近三年始告完成。至解放前夕，地图色版和说明排版亦均告成，但因当时战事关系未曾付印。新中国成立后又因行政区划变更，内容改动颇多，一直搁置未曾出版。金擎宇原保留一份付印清样，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没，地图原稿及图版原存顾先生处，亦被抄去，数次追询，均未查获，损失这样一部有分量的图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很多年以后，金擎宇回忆起来犹深感沉痛，真后悔当初没有及时付印，哪怕少印一些作为资料保留，也是极有价值的。

根据顾颉刚的日记，到1946年底，大中国成立6个月，营业7万万元。“最终七月开张时，生意未多，八九两月渐好，至十月后每天平均五百万元矣”。到了1947年底，大中国营业发展，平均1月可做10余亿，所以在北四川路8号顶得一铺面，颇宽大。金擎宇、丁君匋专门到香港去考察，决定在港印刷，因为当地纸张价廉，不过上海的一半。但是香港工价贵，故拟在香港印一色，运沪再套色及装订。同时，海外市场也渐渐展开，故拟编英文书目，由港发至欧美及南洋。顾颉刚评价：“局中诸人，俱有商业经验有手腕，而君匋能冲锋，金氏弟兄能在岗位上苦干，宣人能筹款，配搭甚佳。”当时“局中资本，前年（1945）为七百万元，去年（1946）升值增资为一亿一千万元，本年（1947）拟升为十五亿元。”北四川路“门市开后，平均每日营业八百万，虽不为多，已可雄视四马路诸肆”。 1947年，商务印书馆营业900余亿，而“大中国”亦至200亿，顾颉刚骄傲地称赞“不可谓无成绩也”。1948年3月，“大中国”的营业额达到60亿。这时的他不免得意，虽然当中不无矛盾，可是高速发展掩盖了这些矛盾。顾颉刚踌躇满志地想：“大中国主要人物，振宇、宣人似萧何，君匋则张良、韩信均得一体，倘予控制得宜，十年中未尝不可跃为书业领袖，推行予若干文化计划。愿天助予，为中华民族尽其任务。”

但是他们再次没有想到时局的变化。随着三大战役的打响，从东北到中原，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战场，战争阻断了销售，打击了市场，也改变了人心，遑遑之下，买书卖书也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1948年12月中旬，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大中国之营业，此半个月中，合批发与门市，不过三万余元，尚不够开销，遑言赢利。即此可见工商业竟至末路。若政治不变，即将同归于尽矣。外埠批发近已断绝，本市批发及门市亦不踊跃。”比起销路不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金圆券导致的国统局的物价飞涨。顾颉刚提到：徐正稳1947年1月存大中国200万元，利息优厚。至1948年8月，本息滚至3亿余，加至150倍。可等到金圆券发，才合116元，至12月则是266元。顾颉刚只能哀叹：“可怜哉存款也！”营业减少，物价飞涨，带来的是经营成本的不断高企：“营业区域日缩小，生活指数日高。本公司职员五十人，每人平均一万元即须五十余万，加上饭食亦五十余万，殆占营业额百分之七十以上，此不可久也。”

所以到了1949年2月，公司只能考虑进行改组。改组事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将公司的优质资产“亚光”独立，二是将编辑、制版两部门裁撤。“经此改组，局中裁去大半人员，每月发薪，底薪千元，尚可应付。”“而‘亚光’独立后，即可随着压低折以应付同业之竞争，于事亦便。”编辑、制版两部门裁撤，并不等于不需要编辑、制版工作，而是将人员重新优化组合，不如集合力量，编制一些质量较高的图集。顾颉刚和金氏兄弟以及之前的“亚光”、骨干凌大夏、张家驹等人决定共同创建“华夏史地学社”，并请著名地理地图专家傅角今参加，由顾、傅两位分任正、副社长，由金擎宇担任总干事，采取合作制，这样既可以提高质量，也可以保证成本。当时“华夏”编制出版了《上海市里弄详图》，同时还编制了《简明中国地图》《简明世界地图》等5大种图稿，交由“亚光”负责出版。此外，还编制了《袖珍中国分省图》稿，后因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私私联营而中止。这本图曾经精心设计，并吸取国外现图方法，在当时就创新采用“出血式”，竟未能编成，令人惋惜。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