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退伍了，那年我23岁，对未来充满憧憬。回到家乡，我想造一间楼房。最大的动力是想造屋讨老婆，不像现在的年轻人，30岁还不肯找对象。
过去常州从奔牛向西，普遍是土墙草房。奔牛向东才有很多砖瓦房，当然大都是平房。我祖上留给我的也是一间平房，遮风避雨还可以，但要结婚讨老婆就拿不出手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江南已悄然掀起造楼房的风气。我的愿望就是要在平房原地上翻造一间二层楼房。隔壁是我一个在上海的远房伯伯的三间楼房，我想搭他家的山墙，这样我可以少砌一堵墙，能省去不少钱和砖。我赶到上海去恳求他允许。开始倒答应的，后来说他山墙吃不消会塌掉，不同意了。我只得考虑独立砌墙。
那时我刚进厂，月工资36元。母亲一个人在农村劳动，每个工分只有几毛钱，把粮食分到家再扣去其他，到年底只能分到一百多元，这就是全年的收入。为了造屋，用“省吃俭用”来形容母亲和家里的节俭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词不达意。
过去农村上不论造平房还是造楼房，都是用木结构，没有用钢筋水泥的。而70年代初，兴起了用钢筋水泥造楼房的浪潮。可是农民都不相信，怀疑钢筋水泥造的房屋不牢。村上的加棠有三个儿子，也想造楼房，但他不相信钢筋水泥，各处去寻找购买木材，还时不时来窥探我的备料，又不断地说：“从来没听说过水泥造房子，老辈传下来都是用木头，用五柱！”又问：“这水泥桁条吃得消吗？”又自言自语：“我还是要用木头。”
我想起开始打算造楼房时，舅舅几次劝我：“林深，你不要造楼房啊！年纪大了爬楼梯爬不动的，到那时你要后悔！”我想二层楼梯有多高，哪有爬不动的道理。农民的老脑筋要他转变有多难！他们对新事物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怀疑。
既然要造水泥结构的楼房，就要用水泥桁条。那时物资极度匮乏，好容易托人到横山桥水泥预制厂买到七根三米六的桁条，说可以去提货了。我和村上的农民荣庆摇了一只五吨水泥船，足足摇了五个小时。那天狂风暴雨，到厂里却告知说：货被人先提走了，还剩下一根。没办法，只能先拿吧。我们就用五吨水泥船装着一根桁条摇回家了。
后来有人对我说：“现在哪还造三米六的房子，两头搭在山墙上去掉二十公分，只存下三米四阔，造出来的房子就像一条弄堂。”怎么办呢？四米桁条买不到，表兄说自己浇。自己浇要买钢筋，钢筋又到哪里去买？表兄出主意，到废品收购站去买短钢筋，又便宜，回来焊接起来，这些钢筋大多在三四十公分长，四五毫米粗。
在平整的地上，两头打好桩，用花兰螺丝固定好，慢慢收紧，焊接好的钢筋逐渐绷得笔直，然后用模板夹好，把水泥混合土浇进去。果然浇出来的水泥桁条和工厂买的一模一样。
农民们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总是顽强地寻找他们的生存之道。
光解决了桁条还远远不够，还有砖头瓦片呢？
我好容易打到一张三级证明，可到国营砖瓦厂去买五千块砖头。三级证明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盖章，然后去有关部门批准。这是官价，比黑市价便宜许多。我带好批条，还带了几包香烟，见到砖瓦厂的人就点头哈腰撒了几圈，可迟迟不发货，他们闪烁其词。好心人提醒我：“你撒几根香烟就好了吗？要拿整条头的才行！”我赶紧去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送给发货的人，终于开始给我装船。
砖头还不够。母亲告诉我：在村西田野里1958年大跃进时建有一个炼焦的土窑，后来废弃了，下面可能有砖头。我赶紧去挖。正是寒冬天，北风那个吹，天气那个冷，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挖到了五六百块砖头，包括断砖。
快要开工时，砖头还是不够，我只得去向同学忠渭借三千砖，他一口答应。我摇了一只船到他村上去把砖装好，正要开船，突然发现船进水了。眼看着船沉了下去。幸好还在码头边，水也不深。只好把砖头搬上岸，把船里的水清理掉后，再重新装船。
筹备了一年多，我的楼房正式开工。加棠一直不相信我拿钢筋水泥造楼房。那几天，他天天在我家门口观察，看这水泥楼房牢不牢。我是村上第一个用钢筋水泥造楼房的人。
过去多少年后，我读到高晓声写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他在小说里写到，李顺大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他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把节约下来的一顿纳入当天的收入。烧菜粥放进几颗黄豆，就不再放油了。因为油本来是黄豆里榨出来的。烧螺蛳放一勺米汤，就不用酒了。因为酒无非是米做的……
李顺大去买砖头时，大船停在砖瓦厂门口，那砖瓦厂的人就不发货，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你的桁条还没买，砖头买回去白堆在那儿也没用，再等等。李顺大同他吵了个脸红耳赤，说桁条已落实了，那个人一口咬定他没买桁条，幸亏他亲家公跑来告诉他什么叫“桁条”，李顺大才恍然大悟，马上到供销社去买了两条香烟送过去，这才皆大欢喜。
回忆造屋的那些往事，我感慨万千：“我实足是一个李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