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苓·传是楼

沙孟海先生概括印学形成的四个阶段，分别是米芾、赵孟頫和吾丘衍、王冕、文彭与何震，换个角度可不可以说，米芾之前尚缺乏理性的自觉，而文、何之后，也没有本质的突破呢？

黄惇先生在总结清初的印坛、印风时说，“除了活动于扬州的程邃与虞山沈士和、林皋外，其他印人对清中期以后的各印风流派影响甚微，艺术成就也不高”，非常中肯。纵观整个篆刻史，文何之后的篆刻并无根本变化，之后的改变多是基于文字资料的发现，篆刻根植于我们特有的文字传统，篆刻家本身对文字掌握、运用的高度决定了印章的艺术高度。

今天说一位沈世和、林皋之外苏州地区的名士，顾苓。《历代印风》中将顾苓置于林皋之后，似乎不太恰当，从顾苓避仕隐居以及与郑簠等人交游的情况看，顾的生年至少先于林皋三四十年。

篆刻史一般认为顾苓是文彭余脉。与多位老师探讨，一致认为按照流派分析艺术家，是一个极其可笑的伪命题（写此篇时，恰金华武装先生见示沙孟海致马国权书信，提到“流派是乾嘉后的说法”、“非常混乱”，看来他们也没能厘清）。看历代留下的这些经典作品，无不是极力探求的结果，而反观学“流派”的，大多是“得末行末”，最终死路一条。如被后人尊为“浙派始祖”的丁敬印章，一开始也受到程邃的影响，而且也曾服务于汪启淑的飞鸿堂；像赵悲盦、吴昌石的印章，到底是徽还是浙呢？派只是表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而能化形式为己用，还是要看艺术家各自的修为。反倒觉得《篆刻丛刊》相对按照作者生年、兼顾风格分类比较合理。

顾苓为“昆山三徐”之一的徐乾学（健庵）刻的“传是楼”朱印，载于《乐只室印谱》中，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印章馆。此印的是文彭正脉，圆融典雅，章法疏朗空灵、线质圆润富于变化，柔而不弱，“楼”字篆法更是直袭文徵明“歌斯楼”朱印，实斯篆入印之正大法门，悉心体会，此印是能代表篆刻高雅之美的，后来难有。周亮工《印人传》云：“今日作印者，人自为帝，然求先辈典型，终当推为顾苓”，将他列作一流的人物。

清乾隆《苏州府志·人物》有顾苓传。称其“少笃学，尤潜心篆隶……晚而篆隶益精……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唏嘘太息”。顾苓于应试求仕之年遭甲申之变，“同举者或言当再观变以图去就，苓竟拂衣出，重茧而归，且行且哭曰：吾不忍以祖父清白之身事二姓也”，自此隐居塔影园，刻崇祯御书“松园”二字于楣间，名其室曰“松风寝”。

顾苓有《塔影园集》传世。去年专去寻访了塔影园，在虎丘山麓的三花二村，边上是李鸿章祠，建筑极气派奢华，然而人迹罕至，跟不远处虎丘景点相比，真是世外桃源了。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塔影园的来历，恶狠狠告诉我有领导来不能随便停车，真应了《虎丘塔影园记》中“寻山客至，不复停车”的句子，想起那次去只有二三十平米的赵之谦纪念馆，工作人员明明已经下班，听我说是从江苏过来，仍专门为我开门，真是很大落差。

塔影园是文彭长子文肇祉别业，“凿池成塔影，结屋依山阿”。顾苓自称“文氏弥甥”，与文徵明一族交谊深厚。明亡后，顾苓修葺经营塔影园，一时文人遗士聚集，多有题咏，传为盛事。

顾苓视钱谦益为师，除往来探讨学问，对钱之生平、交游以及性格都颇为了解，《塔影园集》中收录了《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以及《河东君传》，是后世研究钱谦益、柳如是的第一手资料。

集中另有一篇《代郑谷口答方涂山书》涉及文字，很有意思，方文批评郑簠《牛首山含虚阁记》古隶字法不合《说文》有十七字，郑簠不回应，顾苓竟以郑的口吻代为答辩。先说郑作书“依样葫芦”，只是“一再描画”，不敢“妄谈文字”，然后举前代制度，说明“古今二隶不拘《说文》”，称为“隶变”，“古隶之宗洪氏，犹小篆之宗许氏，木本水源，各有依据”，指出方文的批评属于“执秦权之重轻校汉衡之得失”，没有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问题，分析了本质、表象孰重孰轻，反而成了批评方文的一篇精彩议论，思路清晰，文辞犀利。从中亦可看出三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显然方是比较古板守旧的学者，而郑、顾则擅于寓学于用。

粗览其诗集一过，《红叶》一篇颇能见其性情，似不屑于华丽词藻，而满腔悲愤郁于胸中——“霜花惨淡月朦胧，早起凭栏迥不同。赤帜满山皆汉垒，绿林到处换军容。绯袍行列朝双阙，血战淋漓望八公。夺得燕支颜色在，明年歌舞醉熏风”。隐约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壮，言为心声，可想见作者气节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