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课

最近，报刊亭主人王大姐使得我给自己上了一堂阅读课。办公楼下街边的报刊亭，已经运转了20多年，陈列报刊种类之多，全南京罕见。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光顾，买几种非订阅的报刊。什么事做久了都成精。前几天，只有初中文化的报刊亭主人王大姐的一句惊人之语，不得不让我这个书生对她刮目相看。她说：“中国人一是钱少不读书，二是读书为快活。”

我问什么意思。她介绍说：先说第一句话的意思。只要一阵子大家挣钱不多，就会直接影响她的生意，这些年报刊亭简直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举例：她这个报刊亭，因为地处闹市区，受经济影响特别大，经济好的时候，最高利润也上过万，经济一般，维持在三四千。有意思的是，这个波动跟房价几乎是共频的，房价上涨，书报刊大卖，房价下跌，书报刊滞销。去年开始，房价几乎紧绷着，不涨不降，所以报刊亭的生意也平平着。但是，因报刊涨价以及出版商高返点，使得利润可以持平，销售的总量却下滑得厉害。比如《读者》《青年文摘》从过去的100多份下降到现在的三五十份，《钟山》《时尚》《人物周刊》这些大型刊物，都从过去的几十份，下降到现在的十来份甚至几份。还有报纸，以前在她的报刊亭销量最大的晚报，每天可以卖出200多份，现在只能卖大几十份。

王大姐接着为自己的论点雄辩了老半天。我转述成我的语言，是：有读书看报习惯的人，不管经济怎么变化，不至于一定要靠压缩区区几个报刊开支才能过日子。我们只能找出这样的原因：一是国人在压缩开支的时候，首先压缩精神消费的支出；二是国人事业受挫、失意、清闲的时候，较少以文化的方式找安慰、寻寄托，更不会相信从书本里寻求到什么“黄金屋、颜如玉”。

细想不无道理。

前苏联解体后一度出现经济危机，很多商店因商品缺乏关门，但是两种店不减反增。一是面包店，俄罗斯人有买面包的习惯，再穷总得填饱肚子，面包是最廉价的食物了；二是书刊店生意红火，买书读书的人更多了，因为经济不景气，钱少了，时间却多了，人们正好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活得更精神化一些。所以，当时在俄罗斯街头经常看到的场景是：面包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一手提着面包袋，一手全神贯注捧读着一本书刊。仅此场景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两个优点：公共场所自觉有序；热爱阅读。

美国作家狄克逊·韦克特写过一本《大萧条时代1929—1941》的书，专门观察上个世纪的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记录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大萧条时期几乎万业见衰，但文化却在萧条的二十余年间蓬勃兴起。欧美的出版业在其间快速发展，各种期刊的发行量大增。比如美国《读者文摘》，大萧条开始时发行量25万份，大萧条期间猛增到800万份。《时尚先生》《传奇》和大量女性刊物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出炉，并很快打造成畅销品牌。美国人为了兼顾节省开支和满足更大的阅读需求，还策划出版大量内容综合的报刊图书，使得文摘类刊物和综合日报也应运而生，找到了广阔的阅读市场。

王大姐讲的第二句话，我理解意思是国人读书读报的娱乐目的很强。许多人阅读并非为了寻找世俗之外的内容，而纯粹是为了消遣，是感官阅读，而不是“思想阅读”“心灵阅读”。所以，纯文字的精品书刊越来越难卖。更多的人直接就舍弃了纸质阅读，一头扎进液晶屏。因为，那里更热闹，更娱乐，更能找到五花八门的消遣内容。可是，我们看到，传媒介质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欧美日等国家的书刊销量，特别是时效性不强的经典人文书刊，销量依然在逐年增长。日本人读书（注意，这里指图书而非资讯类读物）年人均量超过40本，而我们依然在个位数上徘徊。

我们这个民族能否调整好自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观，面对科技和金钱的哗变，我自岿然不动呢？一旦高雅的阅读习性养成，我们马上会发现，对物质生活的奢求完全不必那么高，对感官的刺激完全不必那么多。我们能营养平衡，穿着得体，然后，更多的是捧着一本书，遨游在知识、兴趣的海洋，穿越在他人和自我的情感空间，怎么就不是一种美妙快意人生呢！怕就怕物牵人欲，以物喜，以物悲，永远不得不挣扎在无边无际的物质汪洋之中，不能自救。

（本文选自《名流之流》，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