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刘荣甫

一个村庄，只有一户人家。就一个老人，一只猫，还有一眼无法预测的未来。但这户人家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已经成为小村的灵魂。小村庄仿佛与世隔绝，它叫怀念堂，坐落在横山桥芳茂山北边，隶属于新安村民委员会。

村南面是一片墨绿的竹林，东面有一条清澈的溪流。三间古老的平房和两间草棚孤零零地矗立着。草房用来养猪，存放柴草农具；平房则是日常生活场所。天井小院的青砖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房前屋后种满了青菜、莴苣和黄瓜。野菊花、凤仙花和鸡冠花随处盛开，那色彩，那芬芳，着实迷人。

白天，怀念堂宛如世外桃源，惹人喜欢，令人陶醉；夜晚，黑灯瞎火，又让人心生寒意，孤寂凄凉。

这，就是我的老师刘荣甫的家。

刘老师的祖辈就生活在这里，承袭着家族的传统。他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矮个子，驼着背，印象中从没听他讲过话，而母亲则身高马大，嗓门带着男性的雄厚，一说话，应天响，活脱脱一个女汉子。他有一个外甥女，上海人，喜欢穿一条大红的连衣裙。从远处的大墩村望去，村中的她，好像一条红金鱼，游荡在碧绿的山水间。

初中时，刘老师教语文。先前的语文老师叫陈玉琴，铁板着脸，说话字正腔圆，对学生极其严格。黑板上的楷体粉笔字，像字帖般规规整整，连个句号都画得滴溜滚圆。刘老师完全不一样，上课时左手夹着香烟，右手捏着粉笔，翘着个兰花小指。一口嗲声嗲气的语调，偶尔略带上海方言。尤其是他的黑板板书，竖版，狂草体，充满生气和活力。

刘老师烟瘾很大。放学了，他常邀我们去小村庄的家里玩。他躺在竹椅上，跷着二郎腿，香烟一根接一根连着抽，还不时吐出烟圈，让我们追随。

那时候上课特别正统，课外书只有革命书籍，外国书更是少见，顶多有一些励志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老师偷偷借给我普希金诗集、莎士比亚歌剧等“封资修”书刊。他看我对西洋文学入了迷，干脆把几十本珍藏的书全部送给了我。在那个年代，这些书看一眼都是有风险的，况且送书给我的还是老师。如今，这些书我依然像宝贝一样，用牛皮纸包裹着，珍藏着。

有一次，我和邻居吵架被打破了头，包着纱布躺在家里，刘老师来看我，没有安慰的话，临走时随口甩我一句，“像个斗败的小公鸡，没出息”。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当时正值青春的我的心。还记得学校开展篮球比赛，我当裁判。早熟的女生三步上篮，被冲过来的一个小伙子当胸一撞，女生顿时蜷缩在地，紧捂双胸，痛苦得不行。我赶紧走过去，一边扳女生的手一边问，“撞哪了”“疼不疼”“让我看看”，刘老师走过来，朝我后脑勺辣响一记：“吹你的口哨去！”

十里八乡，谁都夸刘老师是个大孝子。他生育了二男二女，儿女大了，都离开了怀念堂，有去美国当教授的，有去名校当老师的，有去大城市发展的。无论子女怎么劝，他总是一句话，老娘不肯走，我也不会走。母亲半瘫床上近十年，他独自陪母亲睡了十年。

枫叶红了，落叶黄了，时隔四十几载，我再次轻轻地走近怀念堂。屋，还是那屋；床，也还是那张老床。地板的缝隙，依然可以放进一个拳头，一盏15瓦钨丝灯，孤零零地吊在床前的木檐上。恰巧，当年的那条“红金鱼”也在。说起当年的场景，她干枣般的脸庞依然泛着红晕。毕竟，她已年近七旬。

一把竹椅，岁月已把它磨得油光锃亮，一坐上去，“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刘老师刚坐上竹椅，一只黑白相间的老猫“喵喵”地叫着跳到他的腿上，眯着眼睛享受主人的抚摸。“我最喜欢的学生来看我喽，你要乖乖地哦。”刘老师和猫说。猫咪瞄了我一眼，一副满不在乎爱理不理的神情，样子嚣张极了。它仿佛怪罪于我：老师最喜欢你，我怎么从没见过你？

“刘老师，您年纪大了，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村，也不方便。要不还是跟儿女一起住吧？”他四周看了看，依旧是当年嗲声嗲气的声调：“哪也不去啦，怀念堂，蛮好个。”

顺着他的目光，我发现这独一无二的小山村，无处不是他的影子和气息，坚硬的土砖地，斑驳的石灰墙，竹制的三角架……他已经完全和它融为一体了。怀念堂对他而言，只有宁静与欢喜。

譬如此刻，他尽情享受的模样让我丝毫不忍心开口打扰，只默默看着听着他与大自然对话。城市高楼大厦，在他眼里不过水月镜花，就像倦勤斋通景画的那扇月亮门，虽是圆满，却终究无法踏进半步。他亲口对我说，他是这个村庄的终结者。如是，或许是另一种圆满。谁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