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台商企业服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实行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政策，诸如“两免三减半”（头两年免税、以后三年半税）之类，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统称“三资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每成立一家“三资企业”，便要进口一大批机器设备或原材料。帮助这些新成立的企业报关，并将进口设备或原材料从港口及时提运至企业，就是我所在部门的职责。

起初，欧、美、日、韩、港的投资企业较多，而台商投资企业较少。“九二共识”达成以后，台资企业逐渐增多。但由于两岸长期隔绝，一开始我们与台商除业务上的联系外，很少进行其他交流，互相保持着一种莫名的矜持，业务一完就“人走茶凉”，感觉很不是滋味，毕竟是一国同胞，情何以堪啊！我和同事们就把这种同胞情感和伤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用实际行动更好地为台商服务。

每当我看到媒体公布有新的“三资企业”成立的消息，就骑着自行车上门宣传国有外贸服务优势，承揽进口货物报关运输业务。有一次接到常州矿务局第一家台资企业进口的一整套生产流水线设备和台商常驻人员自用免税车辆的报关运输任务，共装有16个20英尺集装箱（简称“标箱”）。这类业务的难度在于“外商”自带车辆与生产设备到港不在一处，车辆必须到上海黄浦海关报关，然后到位于黄浦江南段的上港16区（关港）进口车辆专用码头提货；设备或原材料则要到到达港区所在海关报关和提货。那时常州海关正在筹备，常州港也尚未建立，很多业务还得跑上海或张家港。

做好报关前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把科室人员一分为二：我带一年轻人赴上海报关提车，另一路负责组织外贸车队，待报关手续完成后到港口提货。这家台资企业则动员全厂力量，等着第二天傍晚拆箱收货，并由正筹建的常州海关派员到企业现场开箱验货。因此，该企业决定派一位台商代表跟我们到上海报关，以便随时商量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时的报关、提货手续十分复杂，各部门尚未实行联合办公，一批进口货物要在上海跑诸如外代、船代、海关、商检、港口甚至转运站、专用仓储等多个部门，要盖几十个章。我们为了节约成本，既无小车专送又不能“打的”，全部乘火车、公交车加双脚奔波。我们头天下午乘火车赶往上海，在四川北路桥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就赶各路公交车一个个部门跑。那时有些上海人比较傲慢，根本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哪怕是国有单位工作人员。稍有不顺便将单证往窗外一甩：“下一位！”除非你精通业务、合理解释或与他们已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否则绝不给面子。

这不，在海关窗口报关时果然发现装箱单里有一捆书籍是不能夹带进口的，即使要进也必须单独申报和征税。台商说是关于设备的技术书籍，但无济于事。我一面让台商立即打电话到台湾找编写者写份《赠送函》直接传真给海关，一面去找海关征税科长。征税科长热情地说：“啊，常州老朋友亲自来了，老将出马以一当十，有了这份《赠送函》，按规定可以放行。”在一旁目睹全过程的台商代表一再表示感谢。

马不停蹄忙碌了两个半天，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我们又赶到提货港口，与提货小组会合押车回常。晚7时许，浩浩荡荡的集装箱车队和进口小车终于开进了这家台资企业。常州海关关员早已在等候，担任过市经委副主任的吴熹初关长也亲自到场，可见对台商企业的重视程度。

可是在开箱验货过程中又发现了问题：有一台小型空压机在装箱单上没有显示，几个刚从海关专业毕业的小青年关员坚持要退回去。无论台商怎样解释，还是不放行。吴关长便临时召集各方召开现场协商会并征求我的意见。我根据曾经搞过国企管理的经验，从流水线设备和这台空压机的互补关系说起。我说：“当局部设备需要开动而整条流水线不需要全部运行之时，这台空压机为局部设备提供必要的动力，因此这是整套生产设备中不可或缺的配套设备。问题在于台方的装箱清单上把它遗忘了，建议请台商重新发一份齐全的装箱单过来。”我的建议得到了吴关长的肯定，台商激动地立即打电话。很快，一份正确的装箱单传真过来了，海关验证后全部放行。时近午夜分别前，台商代表握着吴关长和我的手激动地说：“常州人好，大陆人好，既懂企业生产又通情达理，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啦！”我说：“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不违反国家政策，一家人好说。”那些本来非常严肃的年轻关员们也异口同声地说：“对，两岸一家人！”

后来，我又为这家台资企业报关运输了好多批进口原材料。每次业务完成后，或共进工作餐时，大家敞开心扉拉家常。原来这个台商就是当年大陆赴台军人的后代，谈到父辈的经历，他感慨万千，我们都报以真诚的理解和关切，使他非常感动，融洽的气氛真像是一家人。

30年过去了，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