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往事

腊月里收拾东西时，翻出了一堆三十几年前的照片。趁着歇口气的功夫停下手里的活儿，又用手机翻拍制作成视频发到了朋友圈，一时间，勾起回忆的，不光是我自己，还有一众进入中老年的小姐姐们。她们赞叹的同时，也开始怀念起了自己的曾经。人类共情的特质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一触即发。而所触的起因，就是旧照里纯粹的笑容和头发上的一支粉红色新娘簪花。当那些照片元素早已归入尘烟之后，记忆却由此复活。

曾经，我家的大院子北边是八间矮房，土坯木梁的那种，客厅是两小间打通，顶梁柱的半截被安置了生铁的烤箱大炉子，冬天的屋子里全靠它取暖、烧饭。炉子边上总是放着一只煤盆，里边堆满了煤块和废的木柴。而一墙之隔的一米小床，就是我的小板床。大哥从部队带回来一顶白色的蚊帐把小床做成了一个闺房小空间，我那时最骄傲的就是蚊帐放下来的那一小天地。尽管和外界只隔一层纱布，但是那一帘幽梦足以媲美童话里的公主小屋。我的小屋隔壁三四个平方米的一间房，是父母的主卧。西北人家的主卧，是一方整齐的大土炕和一个落地衣柜组成。炕头处靠墙，是母亲的缝纫机，飞人牌的，是托了人用票买的。曾经我们一家五口人的衣服全靠它缝缝补补，那是母亲的心爱，她把对我们的爱都踩进衣服保我们度过最艰苦的岁月。

也就是在那方母亲的大土炕上，1996年的正月初六，我完成了一个西北女孩子该有的出嫁模式，打扮得像花儿一样鲜艳欲滴，被供着，端坐在炕上最暖和的一方。邻里亲戚们出出进进地观赏他们从小看大的姑娘，再看看她从南方带回来的小伙子，小声评头论足一番。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认为从外貌上那个忠厚的男孩和我并不般配，只希望我被他宠爱有加。而我那时的取舍很分明，追我的男孩不少，但只有他是有着一脸的络腮胡。在我刚记事起，我们那几条巷子的男人里，父亲的好朋友刘叔为人仗义，路见不平会赤膊上阵去评理，性格仗义不说还很有才。过年过节，附近几十户人家的对联都是他写，我小时候的书皮也都是他来写名字。而他就长着一脸的络腮胡，我总觉得我心目中的英雄就应该像他一样。也因此，我当年的择偶标准，络腮胡压倒了一切，本科毕业的他，成了我的首选。上世纪90年代的爱情，就是那样美好和纯粹，连一枚戒指都没有，就愿意和他浪迹天涯，共赴未来。

那个正月初六，就在大院里请来厨子做了西北的婚宴酒席，以此让众人知道杨家的姑娘嫁人了，这是母亲在得知我谈恋爱后唯一要求的。至于在南方办不办酒席，她说，反正离得远，北方的亲戚也不会去，就不管了。母亲以最大限度不给我选定的女婿添麻烦，她说只要男孩子好，其他你们以后努力去创造，日子比树叶多，慢慢来。

那一年的正月初六，少有的温暖和煦。婚期是母亲选定的，她笃信“三”“六”“九”是好数字，其中“六”是唯一可单可双的数字，就订“初六”吧，六六顺，顺了什么都好。到了那一天，果然天气好得很，很顺。因为男方家在江苏，亲戚们也只能吃娘家的酒席，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纯朴的大西北人只有开心，我们的姑娘去了好地方，没有不开心的道理。因为穿新衣，我和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坚持用里里外外的红色来包裹我，我却一定要穿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作打底，以衬托外面的红衣更有层次感。母亲最终让步了，嘴里讷讷说，要漂亮做什么？新娘是要扮丑的，古代是用锅底灰涂了脸送进夫家的，就怕路上被打劫了。我哈哈大笑。母亲又提醒我说，那天我应该哭，哪怕装也要装出舍不得父母的样子。其实我也看见过我的一个表姐在出嫁的那天哭得不吃不喝要晕过去的样子，总感觉那样哀恸会让别人心里也很难过，嫁人是喜事不是吗。反正那天我没哭，心里想好了不让那些陈规陋习在我身上留下印记。

在准备回常州的前一天，带着相机，我和他上了小县城北极山，在光秃秃的枝丫间逆着风站立很久。我说完了我简单的童年和少年，以及成长的岁月，他也欣喜于他的爱情来得很简单纯粹，然后他轻轻哼一曲那时他刚学会不久的粤语歌《偏偏喜欢你》。中午时分我们去了湟水河边。那条我从小蹚过的浅浅河道，鹅卵石在冬日清瘦的河水里闪闪发光，在我的眼睛里耀成明亮的星星。远处的大峨堡阻挡住凛冽的寒风，让我们有了一个和煦温暖的下午。我让他在北极山、湟水河边给我拍照留念，我认为只有那样才可以把它们装进照片里带走，想娘家时就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看——青藏高原特有的冬日一景，夕阳在湟水河里跳跃着，就连空气都是清泠泠透明的，就连我眉宇间远走高飞的喜悦，也清晰可见。

告别，还是在那个正月的某一天清早。两个哥哥和母亲帮我们提着大包小包送我们上了开往西宁的班车，一声声的嘱咐在微亮的清晨里和汽车的马达声混为一片。母亲眼角的泪水和两个哥哥冻红的鼻尖也已经尘封在久远的过去，远到以至于我回忆起来就像是一场看过的电影模糊不堪，模糊到我已经想不起自己是不是也难过地哭了。但是对那个寒意料峭的正月里发生过的一场离别，我总是想紧紧靠近，并置身于记忆，赋予它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