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要持续增强消费能力

每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之时，各级政府便会使出十八般武艺，经济学家们也会拿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对策。但综观这些举措和对策，始终逃不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增加出口范畴。在投资遇冷、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便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到刺激消费上来，于是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这些措施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但收效甚微，这不得不令人反思。

对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大国，尤其是经过了4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来说，经济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靠那种大规模投资刺激、大规模出口拉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中央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传统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如何发挥消费作用，使之成为真正的第一动力，目前人们还是习惯于一味地刺激消费，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观念和行为。

影响消费水平有诸多因素，诸如消费理念、消费能力、消费政策、消费文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消费能力。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供给与需求是一对基本矛盾，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条件。中国40多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增长相对缓慢的消费无法消耗这一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之前国际市场填补了这之间的差额。一旦国际市场疲软或者国际保护主义盛行，我们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就会显现。简单地短期刺激消费，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这个效果一定是短期的，是不可持续的。必须从长远出发，从供给与需求总体平衡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

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遇到了与我们类似的问题。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消费革命，不仅使国民收入大幅增加，更使日本经济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匀速发展。经济学原理和成功地区的经验启示我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非常重要。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由过去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持续增强消费能力，必须把就业放在首位。就业就是经济，就业就是民生，就业就是稳定，就业的作用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以前我们总是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现在要讲“有份工作，人就踏实”。信心不是来自描绘的美好前景，也不是来自令人激动的口号，而是来自稳定可靠的收入。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既要坚持产业升级的方向，又要考虑吸纳大量就业的产业，尤其是对就业量大的所谓“低端产业”要加以保护和激励。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经济，这是就业的最大蓄水池，绝不容许任何歧视贬低侵害民营经济的言行。

持续增强消费能力，必须大胆改革分配制度。总体来看，我们现有的分配制度更多地倾向于国家集体，倾向于资本与管理。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居民消费比重在全社会消费结构中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以前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中，往往注重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事实是第一次分配调整更为重要和迫切，作用更大。首先是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要调整，要切实降低企业税率，让企业的负担降下来，企业有活力才能拿出钱来更多地分配给职工。其次要调整企业内部一次分配制度，通过税率杠杆强制引导企业适当降低资本、管理在分配中的比重，提升职工技术劳务收入水平。再次要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个人所得税缴纳基数，适当降低累进所得税缴纳比例，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水平。

持续增强消费能力，必须稳定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无恒产者无恒心，消费预期取决于居民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财产。目前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稳定的财产主要是银行存款、手中股票和名下的房子。过去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大不了卖一套房子”，现在谁也不说这样的话了。因此，要采取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要加强资本市场的整顿、监督、管理，使股市不仅仅成为企业融资的平台，更要成为投资者获益的平台。要实时调整房地产政策，既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属性，又要稳定人们在房地产上的财富预期。